從產業荒漠到新創綠洲,「廉價」可以一直是柏林的誘因嗎?

在這十年內,知名的柏林創投Project A Venture、Germany Association,以及許多人,見證柏林的改變,柏林新創的數量、吸引到的投資、新VC的數量、大VC新設的辦公室…等,都快速成長,遠超過德國其他的城市。而2015年,柏林相較於其他歐陸城市,獲得的投資金額,已經來到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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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登於 余宛如 立委部落格,作者為余宛如,INSIDE 獲授權轉載。

柏林,歐洲大陸快速崛起的新創基地,扮演著僅次於倫敦的新創大本營。在十年前,柏林卻是荒漠一片,沒有產業,人口只有 300 多萬人,沒有什麼創新的商業模式,新的企業,也只是仿冒別人的商業模式而已,甚至有 Clone Factory(複製工廠) 之惡名。

但是在這十年內,知名的柏林創投 Project A Venture、Germany Association,以及許多人,見證柏林的改變,柏林新創的數量、吸引到的投資、新 VC 的數量、大 VC 新設的辦公室…等,都快速成長,遠超過德國其他的城市。而 2015 年,柏林相較於其他歐陸城市,獲得的投資金額,已經來到第一名。

這個故事在德國不是第一次發生,很多年以前,對英國人來說,Made in Germany 就跟 Made in China 一樣,德國製造曾經是一個劣質的代名詞,但是卻從谷底走出來,成為全球精工的代名詞,還成為全球第三大的貨品輸出國。德國從來都不怕落後,新創的浪潮也是,儘管柏林還是不如倫敦,但他們正在全力以赴、全面趕上。

柏林為什麼吸引新創?

柏林成為歐洲大陸的新創熱點,一開始是自然天成的。相較於其他歐洲國家的首都,柏林的生活成本較低,無論租金或食物等基本生活所需,都比其他的城市低,但是有很好的生活品質,而柏林沒有產業,所以新的歐陸移民幾乎只能在新創公司找到工作。此外,柏林的薪資,相較於倫敦、斯德哥爾摩等已經非常知名的歐陸新創熱點,相當低廉,於是吸引了來自歐陸、甚至矽谷的新創入駐。

根據 Project A Venture 的 IR 總監 Holger 所言,柏林除了較低的生活成本外,估值較低的新創公司、高比例的國際化員工、年輕的生態系、重複創業家的數量增加、創業家的品質提升、更高技術含量與創業的新創出現、投資環境改善、成長的天使投資數量,吸引了更多新的 VC 前來,變成了一個好的正向循環。

柏林新創變成一種社會運動

自發性的新創運動,也在各地風起雲湧,從柏林蔓延到德國各地。其中一個快速成長與擴大影響力的是 Germany Startup Association(德國新創協會,簡稱 GSA),一開始只是柏林新創協會、慢慢長大成為整個德國的新創協會,接下來將成為歐盟新創協會,辦公室將設在布魯塞爾。而參加 GSA 所定義的新創,必須要符合三個要件:公司的年齡必須要在十年以下 ; 商業模式或是技術必須非常創新 ; 已經或是準備讓業績有明顯的成長。

GSA 的支持者,廣布校園、大企業與新創間。完全是公民組織,費用來自會員費以及企業的贊助,現有 500 名新創會員。GSA 與歐盟合作,從 2014 年開始,每年做調查,出版歐盟新創調查報告(European Startup Monitor),了解每年新創的變化與動態,作為政策發展的依據。目前整個德國的新創數量約 6000 個,雇用了 105,000 的員工。雖然不大,但是他們認為新創是「The Industry of Future」。

一進到 GSA 的辦公室,「Germany Valley(德國矽谷)」進入眼簾,自信與熱情在與我們會面的法務與政策溝通顧問 Tobias 臉上展露無遺。GAS 的主要功能,就是代表新創,與政府溝通,改善過時的政策 ; 推動新創風氣,舉辦許多聯誼活動 ; 針對新創所需,規劃相關課程等。

創投進化成為降低新創風險的幫手

另一個值得一提的,是柏林的另類創投 Project A Venture, 其出資者是來自柏林知名網路公司 Rocket Internet,而許多夥伴是來自知名顧問公司麥肯錫或是 BCG。Project A Venture 是柏林率先投資早期與 A 輪的創投,初始投資的方式包括合夥、種子輪與 A 輪加速期。與其他創投不同的地方,Project A Venture 有一大群 team,不僅負責市場研究、也擅長幫助新創企業強化以資料數據為基礎的市場行銷能力、發展商業模式、開發 IT 系統與產品、以及招募人才、吸引新的投資人,幾乎等於一個新創孵化器。

Project A Venture 的做法有好有壞,就是管理費與營運費比其他創投多出許多,所以他們必須保持高獲利。不過,他們也吸引到許多大型創投與他們合作。專注的主題包含電子商務與新市場、數位設備、提供企業的軟體解方以及數位醫療。Project A Venture 的 IR 總監 Holger 直言,新創投要有思維,不然絕對無法與美國的大創投競爭,隨時會被市場淘汰。

創業家精神是長遠發展的根基

法規、資金與教育,是柏林面對新創發展的困境。事實上,德國的官僚文化、紙上作業的情況嚴重 ; 投資文化保守 ; 沒有典範級的新創、以及創業家精神不足,讓所有新創生態圈的參與者,都看到困境。根據 GSA 調查,新創所需的資金,與實際募到的資金,相差大約 1 億歐元,資金不足讓新創發展的動能不足。此外,德國保守的文化,讓投資新創並不普遍。

Tobias 認為,美國有用退休基金投資新創,大學也可以投資新創,但是德國的法令卻不准,落伍的法令,也讓投資資金裹足不前。Holger 也認為,在德國要帶新創 IPO 困難重重,大公司也比較沒有投資或是併購新創的文化。

此外,GSA 也積極與政府溝通,推動「網路中立」、「資本利得減稅」、「實習生的最低保障薪資」、「創投法」、「歐盟一條鞭的新創資金市場」以及「新創的股票交易市場」…等。無論是投資方、新創方、教育方、政府方,大家似乎都看到的一個問題是:如何培育創業家精神?

但是…柏林被罵廉價沒好貨

為什麼創業家精神這麼重要?舉一個實例來談吧!儘管柏林新創是這麼這麼的活躍與亮眼,但是一位來自英國、在新創公司負責公關與品牌傳達的專家 Shaun Kemp 大大的打臉,他為文“How the Berlin startup scene is wasting its potential?”,直指柏林是「無階層組織、足球桌檯、滿地實習生與山寨企業的大陸」。

他的一位朋友跟他說:「在柏林,這裏的公司甚至不是真的公司」,一開始他也不懂,可是很快地他發現,「德國矽谷」在這裡是一種迷思。如果看看全球排名,前 100 名內唯一的德國網路公司,只有一家,而且是做阻擋廣告的軟體與服務。在柏林,看不到世界級的網路公司、看不到新創想要佔領網路領土,反而只看到想要快速獲利出場的新創。

他認為柏林新創公司無法成為世界級公司的原因如下:
柏林還活在過去,落後國際級新創世界十年,數位經濟已經離他們遠去。
柏林新創選擇模仿,而不是創新。
柏林新創與裡面的決策團隊還是由男性主導,代表他們失去了大半的市場機會與人才。
缺乏有經驗的員工,大部份的員工、甚至管理階層來自剛畢業的實習生。
水平組織卻缺乏中間管理階層,更代表缺乏分層負責與溝通。
水平組織也代表中間管理階層無力帶著他們的經驗參與管理,讓他們更沮喪。
因為沒有分層負責的機制,所以事情總是拖延與開花。
水平組織讓創辦團隊忙於執行,無暇思考創新的活動的專案。

更有瑞典的企業,因為成本的理由,而將公司搬到柏林,可是柏林有極好的潛力,不該只有廉價這個誘因,而浪費大好的潛力。德國政府有編列預算,支持大學院校提供創業家教育,但 GSA 的 Tobias 認為,創業家教育應該要從小學就開始。

反觀台灣,德國給我們什麼啟示?

在台灣,我們可能很難想像,德國其實跟台灣很相似:德國是一個以出口為導向的國家、面對其他國家製造業升級的挑戰(例如車輛製造受到美國 Tesla 的挑戰、高級工業精密元件的生產受到其他亞洲國家的挑戰)、薪資已經僵固很多年、大企業不願意創新、新公司的數量下降、人民有不想創業的文化…。儘管我們經常提到工業 4.0,但是在德國,也只是剛開始的階段,預估明年才會有更多的中小型製造業加入。但柏林的新創熱潮,無疑是德國亮眼的強心針。

德國政府從 2007 年開始,就以國家資金贊助大學校園,推動高科技研發技術與產品市場化,近年更開始延伸這個專案,讓數位經濟也加入,同時也開始資助非特定產業的新創計劃。此外,也將手伸到以色列等高技術含量的新創城市,邀請創業家透過與德國大學合作,提供研發與育成資金。

近年來,GSA 的報告指出,新創對於政府的滿意度提升,無非是政府與政黨開始聆聽新創者的聲音,並給予重視與回應,儘管離改革還有很長一段路。而德國政府與台灣不同的是,他們補助大學的創業家教育(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而非大學的育成空間,更見台灣還停留在過去的思維上,應更加重視人才的培育而非硬體的補助。

此外,類似台灣資策會的德國公司 PtJ,也是由政府出資成立,負責的業務主要是市場研究與政府資金管理。PtJ 接受各級政府的專案資金,負責專案的放款與成效。不像台灣的法人機構,現今已經幾乎變成新創與創新的絆腳石,也無法反應新創的聲音,與市場脫節。以 PtJ 的 EXITS 專案為例,該補助的設定目的,是為了釋放大學裡的高科技研究能量,讓它市場化。專案的補助標準可沒設奇怪的 KPI,只是看創新度、市場性與可執行性(主要是團隊成員),經補助的研發成果,如非特殊需求,通常都是屬於研發者的。根據統計,有高達 70% 的新創在五年後依然存在。

而拖累新創發展的德國官僚文化,也是我們該引以為鑑的。讓新創人才與環境更國際化、創業的經驗值提升、培養出創業家精神、改善募資環境等,更是我們該優先著手、長久治本的地方。這一行與其他東南亞國家的新創朋友一起,他們相當羨慕台灣有關心新創的國會議員、有蓬勃生長的新創力量、有熱鬧積極的新創社群、還有開始與新創溝通的政府,更認為台灣有機會,成為東南亞的新創中心。

我們,是不是那個也有潛力,但是不小心就被浪費掉的新創熱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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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來自東南亞各國的新創家在德國參訪

Cookie 消失?試試看全新 AI 影像內容辨識:讓用戶看的內容決定看到的廣告

Google Chrome 即將淘汰幫助廣告主的工具—— Cookie ,它的離去將再一次地影響數位廣告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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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GA分析進站者發現, Safari的新客數越來越多,難道這表示 iOS 的用戶數也跟著增加了嗎?注意了,這有可能是 Apple 封鎖第三方 Cookie 帶來的影響。隨著 Google 即將淘汰 Chrome 上的 Cookie ,這個幫助廣告主記住用戶受眾的小工具,將要再一次地影響數位廣告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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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Cookie 時代的廣告受眾如何鎖定?

各大廣告平台在過去幾年不斷地透過 Cookie 以及其它方式,悄悄收集使用者的用戶數據,隨著這幾年用戶的隱私權意識抬頭, Apple 與 Google 對於藉由 Cookie 辨識用戶資料的廣告投遞方式,持有不同的態度,這也將是所有廣告主的極大挑戰。當 Cookie 不復存在,要如何辨識使用者資料?

Cookie 消失了,或許會有新的數據辨識工具來取代,但是任何試圖跟蹤受眾的方式,都難以符合大眾對於保護隱私權的期望。另一方面,也極有可能無法再通過日趨嚴格的媒體監管限制。無論如何,數位廣告不能像過去一樣,無條件地使用類似 Cookie 的追蹤方式,來達到與現在同樣的廣告效果。

後 Cookie 時代內容辨識類型的廣告鎖定方式,將成為未來具指標性的投放策略。廣告與瀏覽平台或內文主題的高相關性,不僅能顯著提高受眾的互動度,更重要的是,完全不需要收集任何個人數據。

FreakOut Taiwan 不斷嘗試更友善的廣告投遞形式, 自 2016 年進入台灣市場的原生廣告,到 2020 年末引進「 Mirrors 」 AI 影像視覺內容辨識系統,都是以網路使用者的角度出發。「 Mirrors 」不需要使用傳統的受眾興趣設定,即可針對「目標受眾在觀看的影像內容」、「品牌自身競爭對手或相關指定系列產品出現的影片」來投遞 YouTube 上的影音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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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人工智慧影像技術突破,推動新一代內容辨識功能

傳統的內容比對廣告皆為自然語言處理 NLP 中心,基於「純文字」的比對來顯示相關廣告,如大家很熟悉的 Google AdSense 。但是,結合新興的 AI 演算和複雜的圖像辨識,已然能夠達到「影片」的內容偵測,透過增加多個比對層和基於自然語言處理 NLP 的基準定位,可深度學習並提供更精細的辨識洞察力。

舉例來說,若想要將汽車廣告投放給對汽車有興趣的人,我們要先從可能對汽車感興趣的受眾中開始推估,並且根據過去的經驗加入不同的興趣條件,最後針對素材更進一步地測試。透過 Mirrors ,我們可以讓廣告出現在有滿足特定條件的影片內,例如:在消費者觀看的影片中,出現汽車評測報告、自家品牌或競爭對手的 LOGO 、代言人等指定條件,再依照不同廣告主設定的預算判斷是否露出廣告。

藉由這樣的影像比對方式,可以更有效地根據消費者行為觸發廣告投遞條件,而不再是現行的用戶受眾數據。人的興趣是多樣且多變的,當對汽車有興趣的用戶在完成汽車的選購後,短期內將不會再瀏覽相關資訊,轉而瀏覽其他更具時效性的內容。透過消費者當下正在觀看的影片內容,取代消費者身上被貼上的數位標籤,將更貼近消費者本身的使用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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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rors AI 影像辨識:用消費者看的內容決定廣告

2021 年台灣數位報告指出,台灣人在各網路內容服務中,最愛「網路影片」的比例高達 97.9%,遠超過 Vlog、串流音樂、網路廣播、Podcast 。

影音廣告早已是品牌經營的趨勢:根據 DMA 2019 年台灣數位廣告量統計報告指出,台灣各類型廣告中,影音廣告以 37.2% 的成長比例大幅領先奪冠。其中 YouTube 持續蟬聯台灣最常被造訪網站第 2 名(僅次於 Google ) ,在台灣各大影音平台中的觸及率及影響力不容小覷。

2021 年 FreakOut Taiwan 已與客戶合作,進行搭載新系統的 YouTube 串流內廣告投遞,在針對品牌及產品客製化的多層鎖定策略建議下,房地產廣告的 CTR 表現高於平均,並發現「人臉」群組辨識表現為佳,其中多為財經、名嘴等名人。而美妝品牌廣告 VTR 表現優異,則以品牌「 Logo 」、「人臉」群組有最出色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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