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 Facebook「戒嚴」感失望?祖克伯其實比你更灰心

祖克伯一直都是秉持著技術樂觀主義的信徒,認為臉書致力的應該是提供一個平台,讓世界上的人建立更緊密的聯繫。也因為如此,臉書一直避免傾向特定的政治立場,更不要說是「審查」特定政治立場的言論;但「技術樂觀主義」(Technological Optimism)本身就是一種政治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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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來自 關鍵評論網 ,INSIDE 授權轉載

這兩年,無論哪種政治立場都感受到了臉書對政治方面的言論審查有趨嚴的走向。美國《Wired》雜誌在三月刊登了 〈 滲入 Facebook,與世界一起動盪、苦難的這兩年 〉(INSIDE THE TWO YEARS THAT SHOOK FACEBOOK—AND THE WORLD)這篇報導。這篇報導完整了描述了臉書從 2016 以來所遭遇的困境,讓我們可以從更「臉書」的角度,去了解為什麼臉書會有這樣的政策轉變。我並不是科技產業的專家,因此這篇也不會從科技產業的角度來切入。

儘管在《Wired》的報導中反映了臉書強烈不希望讓自己捲入政治的漩渦,但臉書在這兩年所遭遇的困境,有很大一部分其實正是徹頭徹尾的「政治問題」。因此接下來我們會以這篇報導的內容為基礎,從政治的角度來談談臉書遭遇的困境該怎麼解決。

臉書真正的政治立場「技術樂觀主義」

這篇報導提到了一直以來,祖克伯(Mark Zuckerberg)一直是秉持著技術樂觀主義的立場,認為臉書致力的應該是提供一個平台,讓世界上的人建立更緊密的聯繫。也因為如此,臉書一直避免傾向特定的政治立場,更不要說是「審查」特定政治立場的言論。

但「技術樂觀主義」(Technological Optimism)本身其實就是一種政治立場。這種立場的支持者,認為技術帶動的物質文明進步,會連帶帶動社會制度跟價值觀念的進步。這有點像國中公民課本提到過的社會變遷三階段,而技術樂觀主義者認為這種變遷一定是由不好向好的一面發展。

REUTERS/Brian Sny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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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克伯本人就是一個典型的技術樂觀主義信徒,不只是臉書,祖克伯的樂觀還延續到人工智慧的發展上。儘管剛去世的霍金(Stephen Hawking),還有投身發展電動車的馬斯克(Elon Musk)都再三警告過我們人工智慧在未來有倒過頭來毀滅人類的危險。甚至像《魔鬼終結者》、《駭客任務》之類的電影也透過通俗又聳動的方式將這樣的危險具現化成影像,但祖克伯這類的技術樂觀主義者仍是認為這種擔憂是「不負責任的」。

《Wired》的報導中提到過去雖然有網際網路,但因為沒有安全保障的機制,人們在網路上交流必須負擔風險。臉書的出現提供了一個相對可靠的安全保障機制來降低風險,等於變相減低了人們在網路上交流的成本。因此使用者可以放心的將現實生活中的交友圈拉上臉書這個平台,並且在網上進行大量的社交互動。

在技術樂觀主義者眼中,臉書帶來的社群革命,應該會讓人類更加和諧進步。當人們的聯繫更緊密,也就意味著資訊跟觀念傳播的更快,這會讓更多有價值的想法被傳播,促成世界更加開放。而更緊密的聯繫也意味著人們會更加的彼此了解,互相信任,而各種歧視跟偏見也應該在頻繁的互動中被化解。

很諷刺的,從後來在臉書上發生的事情來看,事態反而朝著與上述想像相反的方向發展。作為一種政治立場,技術樂觀主義在價值光譜上接近我們過去提過的美國自由派。這也不難理解,因為技術樂觀主義者對技術帶來進步的信仰,很大一部分是建立在與自由派共有的價值基礎上。

因為相信著人類具有追求共通價值的普遍性,因此無論技術樂觀主義或是自由派,都認為透過科技打破過去因為交通、通訊不便所形成的疆界,能夠讓人類彼此合作追求共同的價值提升。因為相信自由競爭會淘汰封閉、不公平、守舊的落後價值,讓更開放、更平等、更有創造力的優越價值留下來,所以他們相信開放的平台會讓世界越來越好。

平心而論,臉書在過去所締造的偉大成就,確實是祖克伯無可救藥的技術樂觀主義所催生出來的。因為相信一個自由的平台能夠讓世界更好,臉書確實提供了一個去中心化的資訊革命。在這場革命中,過去掌管多數人訊息接收的傳統媒體退到了被動的位置,決定訊息傳播效果的是臉書上每個人透過點讚、留言、分享所進行的「民主」投票。

包括我自己在內,全世界有非常多的人都受益於這樣的革命,在臉書這個平台上觸及各種知識,與其他人自由的討論,或是發展自己的影響力。在過去閱聽人只能單方面被媒體與出版業,餵食他們所決定的資訊,那個傳統媒體當道的時代,這些榮景都是無法想像的。

也因為這樣的價值信仰,臉書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幾乎完全不干預平台上所散播的訊息。但《Wired》的報導也提到了支持臉書這麼做的不光是價值,也有美國法令所建構的有利環境。美國「1996 年通信規範法案的第 230 條」規定了像臉書這樣的資訊平台,只要不編輯或是創作其中的內容,他也不需要為了其中的內容背負法律責任。

相反的,這代表了臉書一但介入編輯或是創作其中一部分的資訊,臉書就可能失去豁免權,必須要負擔平台上所有言論的法律責任。以臉書全球使用者所創造的資訊量與複雜程度來看,臉書絕對無法負擔確保這些資訊完全合法所需的成本,更不可能承擔背後的法律責任。因此為了自身的存續,臉書也應該盡量不干預使用者在平台上發表的內容。

2010 年發生在中東的「預言」

因為理念與現實上的原因,所以臉書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並沒有打算去更改上述的原則。這個原則第一次出現問題,發生在 2010 年後的中東。但當時的美國並沒有很多人意識到中東的情況預示了 2016 年後的美國。

對一個技術樂觀主義者而言,臉書最大的「榮耀」應該算是促成了席捲北非與中東各獨裁國家的茉莉花革命。這場革命在許多層面上,都符合了技術樂觀主義者的期待。透過臉書這種高科技的工具讓被壓迫的社會底層進行草根的民主串連,最後推翻了老獨裁者建立幾十年的封閉威權體系。

真正的問題發生在這些獨裁者遭到推翻後,取而代之的並非技術樂觀主義者想像中的左翼民主政府。茉莉花革命後的中東各國不是出現更極端的右翼政權,就是出現種族主義內戰。最足以讓技術樂觀主義理想幻滅的例子,恐怕就屬伊斯蘭國的 網路宣傳 。伊斯蘭國利用這些科技平台去中心化的特質,大量的散播充滿仇恨與極端主義的宣傳。

中東發生的事情挑戰了技術樂觀主義最核心的一個信仰:如果人們得到自由後,追求的不是平等、相互尊重,而是相互攻擊、仇恨要怎麼辦?如果更緊密的交流不是讓大家彼此了解與更多的合作,而是彼此嫌惡與更多的衝突要怎麼辦?

中東畢竟距離美國,尤其是矽谷的科技菁英們相當遙遠。而且對於伊斯蘭國的極端宣傳,只要直接封鎖就好,處理起來相對簡單。因此這股現象雖然有媒體探討,但並沒有讓臉書大幅度地反省他自身秉持的價值與政策。

從美國本土開始的惡夢

然而從 2016 年的美國大選開始,同樣的情況在美國本土發生,這讓臉書無法再簡單的置身事外。前面談到技術樂觀主義者在政治價值上時常與自由派,也就是支持民主黨的美國左翼雷同。因此包括臉書的員工、股東以及整個矽谷的技術人員社群裡,有相當多的人認為臉書應該為了自由派的政治理念做點什麼。在《Wired》的報導中提到,當時甚至有臉書員工向祖克伯提問:「2017 年在阻止川普競選總統方面,Facebook 有什麼責任?」

對臉書而言,這個問題顯然是一個兩難。如果他出手干預,那臉書就違背了他身為開放平台的宗旨。但放任不管也代表了在政治理念上,與臉書多數員工所屬立場相反的右翼政治宣傳,能夠大方地利用他們所搭建的平台串連。

在川普當選後,許多左翼人士指控川普陣營,甚至是俄國政府透過臉書投放的不實消息,是讓川普當選的主因。對於這樣的指控祖克伯的回應是:「我認為 Facebook 上的假新聞——你知道,這只是一小部分內容——卻影響了選舉。但我認為這是一個相當瘋狂的想法。」除了臉書內部統計的數據顯示這些假新聞的影響並沒有這麼大,我們也能夠從另一個角度去分析祖克伯的想法。

其實從川普當選以來許多美國左翼媒體的觀點,或是《Wired》雜誌報導中有意無意的暗示,我們都可以看到很多自由派認為臉書這個平台既然是祖克伯搭建的,他就有責任替這個平台上的出現的訊息負責。但我們在前面其實已經提過,無論是在理念上還是現實上,臉書都無意、且無力替這些訊息負責。

臉書「應該」對平台上的言論負責嗎?

更重要的是,如果祖克伯哪天真的打算這麼做,臉書恐怕將成為這個世紀最可怕的反烏托邦寓言。在網路上打滾的久一點,大概都不會反對,最難以辨別對錯的往往不是虛假的消息,而是對現實事件的正反「詮釋」。像川普當選後引爆左右派最激烈衝突的 Robert E. Lee 將軍銅像,最大的爭議點不是歷史上 Robert E. Lee 做了什麼,而是我們怎麼去評價他所做的事情。

更進一步談,要臉書替假新聞負責觀點背後,或許還預設了這樣的觀點:每個人先天上都是客觀理性的,人們會對某些事情產生偏見,一定是受到了錯誤訊息的影響。但萬一現實上是倒過來的呢?如果人們不是因為接受到假消息才產生偏見,而是因為他們堅信某種價值,然後想辦法尋求能支持這個價值的消息。還不要說所謂的「偏見」是由誰定義的?只有符合自由派進步價值的觀念才是對的嗎?

REUTERS/Carlos Barria
REUTERS/Carlos Barria

舉個有點極端卻有趣的例子。對相信「新世界秩序陰謀論」的人來說,他們認為世界是由光明會之類的陰謀組織,配合外星人或是蜥蜴人之類的奇妙種族在支配。現實的政治人物都只是這些組織的魁儡,像是這類陰謀論就宣傳希拉蕊(Hillary Clinton)其實早就死了,現在在檯面上的其實是一個人造人。而希拉蕊某次在公開場合開這個陰謀論一個玩笑,就自稱:

製造我的男人沒有說他是誰,那個男人在編程我的時候,跟我說已經丟了藍圖,不會再製造了,但是我看過許多跟我一樣不出汗的人,以及其他跡象,我想也許那人製造了一個新機器人種族。

對於我們不相信新世界秩序陰謀論的人而言,希拉蕊這段發言只是一個高級幽默。但對相信的人來說,這段發言可能就是該組織內某個有良心的科學家,為了揭發整起陰謀豁出性命所傳達出的訊息。而且這些陰謀論者往往也會透過各種管道累積足夠的「證據」說服我們相信的真實其實才是虛構的。因此當我們對一個相信這套陰謀論的人解釋這就是一個「假消息」時,搞到最後很可能只是大家在各說各話而已。

既然我們連如何定義「假消息」恐怕都難以找出共識,當臉書這個「營利事業」為了負起責任開始審查「假新聞」的時候,會發生什麼事情?審查的權利來自於何處?審查的標準又是由何而來?審查員的資格是什麼?一但祖克伯真的這麼做了,他不只背叛了他自己建立民主平台的理念,甚至還可能創造一個監管言論的極權帝國。

灰心的祖克伯採取什麼行動?

從臉書當前的走向來看,祖克伯顯然對這個難題也感到相當灰心。從好的一面來看,他仍然盡量不直接傾向任何一方。但從壞的一面來看,臉書顯然在用逃避的方式,拒絕面對這樣的問題。因為難以區分政治立場的優劣,因此臉書索性想辦法排擠各種政治內容與相關討論的觸及率,讓你多看些「親朋好友的生活動態」。

今年初祖克伯發表了 一段有趣的聲明 。提到:

經過了細密的研究與調查,使用社群軟體可以連結人們之間的關係,可以讓人們感到連結並且較不孤單,對健康是好事;另一方面,大量的觀看文章或影片,就算是具娛樂性的或有知識的內容,仍然沒有那麼理想,因此,臉書將進行重大調整,從去年開始微調,「讓你在臉書有更重要的社群互動」。

在臉書上會較少看見商業、品牌與新聞媒體的貼文,取而代之的是,真正朋友的貼文,祖克伯也清楚聲明,預期人們使用臉書的時間會減少,但是花在上面的時間會更寶貴,我們只要堅持對的事情,我相信可以帶領我們走得更久,讓家人、朋友之間更緊密,紀錄每個重要的時刻。

很多長期觀察臉書的人感到這則聲明駭人聽聞,因為這代表臉書第一次不遵從「數據」反映的群眾偏好,而是用「人為選擇的價值」來決定演算法依據。很多觀察都認為這樣的決策來自於 IG、Snapchat 等競爭對手吸引年輕族群帶給臉書的刺激。但放在我們前面的脈絡來看,這很有可能反映的是臉書在祖克伯的技術樂觀主義理想破產後,面對政治爭議時的退縮。

臉書在過去兩年間對政治議題的言論緊縮,與其說是臉書特定偏向哪個黨派,還不如說是臉書開始討厭所有在平台上活躍的政治宣傳。而這個轉向的源頭恐怕還是不脫臉書總公司在美國社會所遭遇的困境。

向社群主義借鏡

但講到怎麼面對這個難解的問題,比起技術樂觀主義或是其他自由派的理論,祖克伯或許應該參考「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的見解。畢竟社群主義的理想就是專注在如何尋求社群內的共善(Common Good)。所謂的共善,指的就是整個社群共同追求的價值。像自由派所追求的自由、平等等價值廣義上也算是所謂的共善。

有趣的是社群主義雖然推崇「共善」但社群主義從來不認為這些價值會無條件地被任何人所接受。因為社群主義所追求的價值,有很多來自於古代就流傳下來的「美德」。但在這些傳承美德的歷史中,社群主義也在實踐中累積了最多的幻滅經驗。所以社群主義從不認為像自由派高舉的「人權」會毫無條件的被社群,乃至世界上的所有人接受。社群主義的大師麥金泰爾(Alasdair MacIntyre)甚至也在《美德之後》(After Virtue)裡明白告訴我們,無論是基於哪一種價值,我們對共善的尋求必然會失敗。

社群主義告訴我們的結論是,不要因為失敗的經驗或是害怕未來會失敗就停止去尋求建立共善的可能。就算共善無法形成,在不停的交流跟爭辯中我們還是能發掘人類追求優越的各種可能。但要是我們因為害怕失敗就轉而退縮放棄交流,這個社會就必然會越來越封閉而且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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