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專題・矽谷人在台灣】INSTO 陳仁彬:我們跟美國語言遠、價值近;跟中國語言近,價值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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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O 創辦人 Bruce 陳仁彬。
▲INSTO 創辦人 Bruce 陳仁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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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O 創辦人 Bruce 陳仁彬。

INSTO 全球有 15 名正職員工,其中 11 人在台灣辦公室,另外 4 人則是在矽谷,去年剛獲 60 萬美元 Pre-A 輪融資,更在在福岡市舉辦的 Fukuoka Tech Day Pitch 中獲得冠軍。INSTO 一開始瞄準美國市場,就是看中當地支付創新的需求與潛力,除此之外,創辦人 Bruce 陳仁彬跟矽谷早在 90 年代開始就有了很深的因緣。

接下 INSTO 創辦人暨執行長陳仁彬的名片,雙面設計模仿信用卡的圖樣,趣味地融合了金融支付和新創的元素。「要了解美國的美感也是很重要的,設計不能馬虎,」美術系畢業的陳仁彬提到矽谷環境,機會多,競爭也毫不留情,產品自然要精雕細琢。

陳仁彬在上一代網路創業潮時,原本在 Sony 做遊戲動畫,後來碰到新浪網創辦人蔣顯斌邀請,1996 年便加入了新浪美國團隊,成為創始成員。

「我 IPO 過、被資遣過,也有申請綠卡被拒絕過,」

陳仁彬在矽谷經歷許多,有好也有壞,直到現在還是沒有放棄奮鬥。

在新浪 IPO 後,2001 年陳仁彬回到台灣,白天在擔任一家搜尋引擎公司的執行長,晚上還一邊經營 Red Bull 台灣總代理業務。在搜尋引擎被竹科一家軟體公司買下沒多久,Red Bull 代理也因配方調整不符台灣法規而中止。「後來修法開放,Red Bull 就自己做台灣的業務了。」陳仁彬 2005 年還受 eBay 延攬,成為台灣策略長。

接下來陳仁彬暫時離開科技圈,在台大念了 MBA,接著到稻江大學教動畫,不過這段時間還是沒有停止接收科技業的相關訊息。

2010 陳仁彬再度回到業界,往返矽谷台北兩地參與了多家新創團隊,包括當時後勢看漲的瑞典電子禮券 Wrapp 的台灣區總經理,「這是我做過最短的工作,」由於擴張太快,Wrapp 決定只留美國和瑞典的基地,台灣辦公室開張 8 個月就結束了。

矽谷真的比較容易募資?

「不一定比較容易,」陳仁彬認為,在矽谷和傳奇創辦人、投資人的距離很近,比如有朋友跟團隊吃個飯就碰到隔壁坐著 Oracle 的早期投資人夫婦,原本在新浪網當網管的同仁,獲得早期 Facebook 的職位等等。走出矽谷,連陳仁彬自己參加完 火人祭 ,趕去秘魯的路上也在機場碰到 伊隆・馬斯克 排在隊伍前面。

「矽谷就是一場科技奧運會。」

儘管機會多、投資天使也多,矽谷的競爭卻也是你死我活。除了居高不下的房價,陳仁彬認為矽谷之所以是矽谷,在於全世界科技人才全都來到了這裡,不管是專程來創業,或是在科技大公司的員工,每個人都攢著許多好點子,要搶到資金機會稱不上容易。「像金融海嘯的時候矽谷失業率是美國最高,所以我覺得那邊更像是一個殘酷的叢林。」除了自己的產品、商業模式要準備好,也要看行業類別,「也許硬體相關的創業在台灣會比較容易募資。」

另外矽谷相較於台灣,創業環境動能更豐富,「從 2000 年到現在,台灣每隔幾年就會有新創公司被收購,但是目前還沒有突破 1 億美金的;在矽谷則是每個禮拜都有好幾家被收購。」

我們跟美國語言遠,價值近;跟中國語言近,價值遠。

陳仁彬認為,矽谷機會多,卻時時刻刻都在進行割喉戰,但要是產品準備好,又是有全球市場潛力的模式,可以試著去矽谷闖闖。

至於近年創業蓬勃發展的中國,陳仁彬則覺得,看似語言文化與台灣相近,卻因法規向外封閉,反而台灣人要成功創業相對困難。「中國創業是個大黑盒子,當他們的用戶或員工還可以」,他再舉例,「創業光 ICP 營業許可就問題重重,」各項法規限制下為了圖方便,要是找人頭申請,更有可能整間公司變別人的。「美國創業難,但至少公開透明、自由競爭、講究誠信。」

團隊待在奧克蘭、堪薩斯也不錯

陳仁彬於金融海嘯後,在矽谷買了兩間房,原本放著收租,由於矽谷一房難求,後來開放了幾個床位給工程師當 Hacker House,接著在矽谷近郊奧克蘭也開設了一間,還和台灣政府合作提供 6 個月的 long stay 專案,現在受經濟部委託,又在堪薩斯展開為期一年的野生創業計畫,解決團隊在美國創業「住」的問題。

陳仁彬說,由於矽谷房價實在太高,所以鄰近的奧克蘭也成了創業不錯的地點選擇,不過近期也有房租愈來愈貴的趨勢。而堪薩斯雖然不像矽谷一樣經典,但是房租和物價和台灣比較接近,「矽谷吃一頓就是台北的三倍價,要自求多福,」而且雖然亞洲人比例不到百分之一,堪薩斯的創業社群凝聚力卻一樣很強,當地政府也不吝於提供創業者協助。

做分期付款,意外踫上 FinTech 熱潮

「我必須要說,這是個意外。」

陳仁彬說,這是靈機一動的點子,在確認沒有人做過「去中心化的分期付款」這個題目後,就動手開始做了。「那時候根本還沒有 FinTech 這個詞。」接著 FinTech 創業流行起來,「後來有人跟我說『你們這是 FinTech』,我一看,還真的是!」參與了幾間新創,觀察到許多失敗經驗,他認為有些癥結是當局者迷,掌握這些失敗點後不如自己出來做。也因此他笑稱自己 40 歲才第一次創業,卻已經有了豐厚的經驗累積。

台灣不缺投資,缺的是一個成功故事

比較台灣和矽谷的環境,陳仁彬認為台灣的法規還是比較不利於國外人才和金融支付類新創發展,他舉例,「新加坡把自己定位成 FinTech 的亞洲中心,就知道自己要怎麼做。」比如新加坡的個人所得稅率最高不超過 20%,就是要跟香港的 17% 競爭,搶白領人才。台灣個人所得稅只要年薪千萬就達最高級距,要收 45% 稅率,對國際頂尖人才來說也是一股推力。另外,新加坡政府也拉了一堆國際級風投,再加強市場動能。

不敢誇口要拯救台灣,更不可能靠中國、美國,要自立自強把自己公司做成功。

不過陳仁彬倒是認為,不要過度寄望於法規,公司要設立在哪裡、市場設定都要懂得比較哪個國家的法規對經營有益,並加以利用。「INSTO 雖然設立和初期市場都在美國,但我還是雇用很多台灣人啊。」

陳仁彬認為,台灣很多類似的規範限制,讓競爭力慢慢流失,但不知政府會不會看到,不如台灣人自己造出一家國際級新創獨角獸,自己成為成功案例就能為員工、為環境帶來更好的條件。就像 Skype 帶起了歐洲的創新動能,出售後的資金也流回創業市場,分別在倫敦和愛沙尼亞成立了風投一樣。

台灣市場小但有自由的心和製造力

「台灣唯一的弱點是缺乏人口,」

陳仁彬認為,台灣和中、美相比人口少,市場小,能拿出十萬、二十萬的天使人數也比較少。而且台灣並不是缺乏資金,而是「硬體的舊錢」還在市場上,而軟體時代後又缺少成功案例,所以專精硬體製造的「舊錢」看不懂軟體,自然不願意投資。

所以陳仁彬也認為,要做硬體相關的創新,在台灣不見得會比在矽谷差,除了接觸硬體廠商的機會遠大於矽谷,也容易吸引硬體相關的資金。

另外他也提到,台灣人才開放的心態和相對低的薪資要求,倒成了優勢,而和中國相比,台灣的法治和誠信制度,也讓創意更有發揮的空間。

要改變世界,那就走出世界

既然台灣內需小,就無法像美國、中國一樣,主打國內就做到估值破 10 億美元。陳仁彬認為,不用離開台灣也可以做出成績,但是只做國內就一定很快會碰到天花板,因此要勇於向全世界市場做創新。他說台灣人可以,「重現科技新貴時期帶著一台硬體全球跑的衝勁,新加坡可以做得到,我們沒理由不行。」

陳仁彬提到,未來 INSTO 將跟台灣的銀行合作,包括中華開發金、台新金和中信金等,在台提供服務,預計今年稍晚會公布更多消息。也會以冠軍團隊之姿到日本 福岡 設立辦公室,並和當地集團洽談合作。INSTO 今年預計推廣到所有英語系國家,希望全球用戶成長 10 倍,達到 1-2 萬人數。由於 INSTO 做支付,使用者人數和金流息息相關,陳仁彬說,估計達到 100 萬使用者就能達成 10 億美金估值目標,希望 INSTO 能以 30 人以下的精實配置,成為台灣人創辦的獨角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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