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校》背後的血與淚:台灣「戒嚴時代」的 38 年零 56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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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載自 GAMECORES,INSIDE 獲授權刊登。

導語:由台灣赤燭遊戲研發的恐怖冒險遊戲《返校》已經於 13 日在 Steam 上架。這部以台灣六十年代的一場校園悲劇為題材的遊戲,其中折射的歷史背景與文化風貌,對於當時生活在台灣的人們來說可能多少耳熟能詳,但對於廣大中國大陸玩家來說,對這段歷史的記憶和認識卻可能是非常陌生的。

有鑒於此,不才整理了一些有關台灣「戒嚴時期」的歷史記錄與事件,幫助各位玩家深入了解那些深藏在故事背後的血淋淋的真實。

一、世界史上最長的戒嚴令

一、發現匪諜或有匪諜嫌疑者,無論何人均應向當地政府或治安機關告密檢舉。

二、人民居住處所有無匪諜潛伏,該管保甲長或裡部長應隨時嚴密清查。

三、各機關、部隊、學校、工廠或其他團體所有人員,應取具二人以上連保切結,如有發現醫謀潛伏,連保人與該管直屬主管人員應受嚴厲處分。

四、治安機關對匪諜或有匪諜嫌疑者,應嚴密注意偵察,必要時得予逮捕。

——《勘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1950 年 6 月 13 日,蔣介石簽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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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 年 5 月 20 日,《新生報》頭版的戒嚴令

1949 年 5 月 20 日,當國民黨軍隊尚在中國上節節敗退之際,並無戰事的台灣卻由台灣省政府主席兼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陳誠頒布了「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布告戒字第壹號令」,由此開啟了台灣的「戒嚴時期」。半年後,蔣介石敗退來台。此時誰也不會想到,這場所謂的「戒嚴」將貫穿近 40 年,成為台灣地方歷史上最為嚴酷的一段時光,也將給民眾帶來一場始料不及的漫長災難——無論他們是台灣原住民,還是從中國而來的眷屬。

丟失了中國政權來台的蔣介石,將自己失敗的根源歸結於喪失對基層的掌控和缺乏有效的「軍事監察制度」。歸根結底,蔣氏的反省,縱然承認國民政府在中國的政治失敗是由於從上到下的全盤崩潰,卻仍盲目地將之歸結到需要「強大、高度有紀律的監管隊伍與組織力量」上。

此次內戰失敗,乃制度上的失敗,今後當效法如戰前日、德之軍國主義模式,惟有軍法之治,以軍統政。

——《蔣介石日記》,1949 年 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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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畫家黃榮燦紀念「二二八」事件的木刻作品《恐怖的檢查》,作於 1947 年。畫家於 1952 年 12 月 1 日以「叛亂罪」被槍決於台灣馬場町。

「戒嚴」統治的本質,是以「情治」為核心,而這「情治」,直接掰開來說就是「情報統治」。

到台灣復職總統之後,蔣介石將成立於 1949 年 7 月的「政治行動委員會」改組為「總統府資料室」,由蔣經國一手操持,與並行的「台灣情報工作委員會」共同協調指揮國民黨黨、政、軍、憲、特情報機構。戒嚴即是軍事統治,依據《戒嚴法》,台灣警備司令部是戒嚴地區行政事務與司法事物的實際掌控者。

從 1950 年至 1991 年,所有涉及「匪諜」、「叛亂」、「台獨」等罪名的政治案件,首先由情治機構——包括「國防部」保密局(「國防部」軍事情報局)、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台灣警備總司令部)保安處,以及調查局等單位——負責逮捕與偵訊;接著由軍方——台灣省保安司令部軍法處——負責起訴與審判。由此,整個台灣陷入了軍隊情治體系的天羅地網。執掌情治機構的蔣經國遵照父旨,為「台灣存亡的必要,實施鐵腕政策,只要行動可疑,經人檢舉,一概列入危險分子,格殺勿論」。

從另一方面而言,台灣持續 38 年的「白色恐怖」也並非偶然。從朝鮮半島燃起戰火的五十年代初期開始,國際政治的兩極對立,凸顯台灣戰略地位(對美國而言)的重要性。在冷戰的陰雲下,蔣介石政權的「反共抗俄」政策順理成章地成為了一項「國策」。

歷史上任何一個惶惑不安的政權,必然採取高壓手段來整肅其心目中的異議份子,以收殺雞儆猴、震懾人心之效。既然「反共抗俄」是蔣介石維護其政權的理論基礎,便不容許懷疑和挑戰。如果有誰敢質疑這個神聖的基本國策,便是「匪諜」或是「為匪宣傳」。為了國家民族,全民必須檢舉匪諜,肅清匪諜。

於是,一場真正的浩劫就這樣拉開了帷幕。「法務部調查局」、「國防部情報局」、「軍事情報局」、「青年反共救國團」等機構與組織嚴密控制了台灣上下的經濟、社會、人文、教育等各個方面,極端蔓延的權力不斷孳生著令人瞠目結舌的殘忍與凶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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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蔣公,您是人類的救星,您是世界的偉人。

總統 蔣公,您是自由的燈塔,您是民族的長城。

內除軍閥,外抗強鄰,為正義而反共,圖民族之復興;

內除軍閥,外抗強鄰,為正義而反共,圖民族之復興。

蔣公! 蔣公!您不朽的精神,永遠領導我們;

反共必勝,建國必成,反共必勝,建國必成!

——《蔣公紀念歌》

二、白色恐怖下的人人自危

根據法務部向立法院所提之一份報告的資料顯示,戒嚴時期,軍事法庭受理的政治案件 29407 件,無辜被害者約 14 萬人。根據司法院透露,政治案件約 6、7 萬件,如以每案平均 3 人計算,受軍事審判的政治受難人,應當在 20 萬人以上,他們就是『白色恐怖』的犧牲者。

——《台灣人權報告書(1949-1996)》,魏廷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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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 年「四一二」大屠殺中的某個刑場,在清黨中,國民黨損失了將近 100 萬自己的基層黨員。

在歷史上,以其大地主階級與大資產階級的性質所決定,國民黨殺起人來是不手軟的。1927 年的「四一二」,國民黨「剿共清黨」殺得人頭滾滾,也直接把自己的基層殺得清潔溜溜。足足 200 多萬人的敗軍來到台灣之後,隨著「戡亂」與「戒嚴」的施行,一切行為皆以「反匪諜」為核心訴求,一切手段皆為「防患未然」,小小的台灣島變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鐵桶。從黨政機關到中小學校,從軍隊系統到社會各界,「情治人員」無處不在,無時不在。僅蔣經國直轄的軍警機構,就有 10 萬餘名警察及 5 萬餘名各類特工,遍布全島各處。

白色恐怖之所以讓人談之色變,並不僅僅是因為這種管控的廣度和深度,而是因為在當時「政治」已經成為一個沾邊就死、碰到就亡的話題,人人皆可因只言片語被構陷入罪。情治部門不必核實被審查者的實際「罪行」,只需依據文字或思想,就可以羅織文字獄,以諸如「思想左傾」、「思想有問題」這類「罪名」,陷人以罪。

所謂『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走一個』,從 1949 年到 1960 年 9 月 4 日的雷震案,10 年之間,台灣一共發生了上百件的政治案件,約有 2,000 人遭處決,8,000 人被判重刑。其中除了不到 900 人是真正共產黨員(地下黨員)之外,其餘 9,000 多人是冤案、錯案、假案的犧牲者。

——《遠望》,19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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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 1949 年敗出上海之前,這種處決就已經如同家常便飯。

更糟糕的是,《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第 14 條規定,因匪諜案沒收之財產,承辦人員可得百分之三十獎金,「特務每羅織一個人入罪就會得到巨額獎金及升遷的機會,因此造成特務人員不擇手段要把嫌犯屈打成招。只要嫌犯招供他就是大功一件,非但獎金到手,他的地位也更加鞏固」(《良心犯的血淚史》,林樹枝),這種非常可觀的物質回報也造成當時冤案、錯案、假案的發生從無停止。

對於當時的台灣人來說,普通的生活也是「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任何事情都有可能成為被情治人員深究的由頭:生活規矩的人有問題,可能是伺機潛伏;生活浪漫的人有問題,可能是以此掩護;平時讀書多可能是在研讀赤色思想,不讀書則可能是裝瘋賣傻⋯⋯在如此的高壓下,僅在 1950 年上半年內,「台灣治安當局處理了匪黨地下活動案 300 件,牽涉的嫌疑犯在千人以上。」(董顯光,時任《中央日報》董事長,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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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白色恐怖期間部分罹難者名錄。

在「戒嚴」期間,有多少案件是屈打成招的冤獄,又有多少是胡亂構陷的偽案呢?試舉數例:

1950 年 3 月,台糖總經理沈鎮南、台電總經理劉晉鈺相繼未經審判即遭槍決,原因是「有通共嫌疑」;

華南書局出版的《音響擴大機》、《單管收單放機》、《初級短波收音機》等書籍遭禁,出版人員入獄,理由是「資匪通諜」;

諾獎得主李政道的兄弟李崇道因在家裡留宿一位同學,和母親張明璋一起被逮捕並投入監獄,其原因是涉嫌「掩護匪諜」;

直到 70 年代還有這樣的事情發生:台北某電器公司因在廣告中使用了「毫毛細語,傳真實錄」的廣告詞,被認為是宣傳「毛語錄」,設計人員與當班編輯一同鋃鐺入獄;

一直到 1984 年 12 月,最後兩個在 1950 年代的終身監禁的政治犯林書揚與李金木,在坐滿 34 年又 7 個月以上的牢後,才釋放出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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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 年,吳石將軍臨刑前寫下遺囑。他曾官至「國防部參謀次長」,可以接觸台灣防務最高級別機密。

除了能夠蓋棺定論的「台灣省工委系列案」、「吳石案」、「鹿窟事件」等案件之外,其他的大部分案件可說是言過其實,甚至子虛烏有。然而,覆巢之下無完卵,除了社會領域,白色恐怖也蔓延到了像牙塔中,對文化教育領域同樣碾壓無情。

三、血色校園與死去的少年

「戒嚴時期」,台灣文化界受到的衝擊與破壞首當其衝,國防部頒布的「五項禁令」宛如尚方寶劍,隨時可以令人陷於囹圄,甚至人頭落地。

禁止發表反攻無望論; 禁止出版有關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書籍和言論; 禁止任何報道中國大陸的進步實況; 禁止批評蔣介石和蔣經國的言論; 禁止統一中國的言論。

——《蔣介石宋美齡在台灣的日子》,何虎生

看到這五條禁令,知識分子噤若寒蟬:焉知禍從口出!禁令一出,便是 30 年不變,戒嚴期間,李敖、雷震、柏楊、殷海光、陳映真這樣的文化界大家,無不因此而身遭劫難。

與此同時,一系列的匪諜案也讓學校成為了動蕩是非之地。被做成「鐵案」的「山東流亡學校煙台聯合中學匪諜案」,直接讓逃奔到台灣的外省人清醒了過來:原來天下無處是家鄉!之後的「基隆中學案件」則直接讓國民黨如臨大敵,視學校為思想控制的重災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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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加強對青年的思想控制,台灣各學校從 1953 年開始全面設立「訓導處」和「軍訓教官室」。學校裡的教官要教授軍事知識,組織軍事訓練,同時還負擔著為國民黨發展青年黨員、監視校內言論、查證內部思潮等任務,並以此在學校秘密發展特務組織,安插特務學生。1960 年 7 月 1 日,「行政院」明令學校軍訓移歸「教育部」主管,「教育部」下設學生軍訓處,軍訓便成為教育體系一環,教官成為學校的必備崗位,其身份地位堪稱「影子校長」,甚至比校長都要厲害。

50 年代風聲鶴唳的社會與政治環境,使得學校裡的情治人員時刻如臨大敵,經常作出一些超乎想像的事情。比如 1949-1952 年間,有不少海軍官校學生被「莫名其妙」的原因囚禁或處死,其中 14 名學生僅僅因為一封信裡寫有「要好好念書,要務正業,任何人都會是有用的人」這般字句,即被情治人員解讀成該信是在鼓勵他們畢業後為共產黨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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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電話轉盤上都寫著反匪諜的提示。

「防患未然,寧可殺錯絕不放過」的原則,也讓學校變成了道路以目之地。蔣經國掌控情治部門後,專注於在基層草根階層發展勢力,在各單位廣設「眼線」,特別重視在工人、勤雜人員中吸收「細胞」。知識分子與教師做特務的比例也很高,甚至幾個人中就有一個是特務(臥底),前腳還在噓寒問暖,後腳就向特務部門彙報去了。而正牌的「情治人員」,則是以抓人破案為升官發財的階梯,只達目的,不擇手段;因而寧可錯殺三千,決不留情一個。

也正因此,在那個時代中,當你信奉「靠自己的努力可以改變人生」時,可能下一個瞬間,你的理想連同生命一起,都被輕飄飄地打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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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德昌導演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裡,很多人或許只看到了少年們的愛恨情仇,卻忽視了另一個人的遭遇——小四的父親張國柱。他本是一個隨著國民黨大軍逃難到台灣的知識分子,在政府裡做一個公務員,會與妻子談笑,會跟兒子走心。他在入獄之前教導兒子的話就是:「要相信靠自己的努力,能夠改變人生!」

但是他錯了。

在被深夜中無聲無息地帶走之前,他可能仍以為自己尚有理想與拼搏之力;而當他在空蕩蕩的房間裡拼命地寫下根本就不存在的認罪書,直到精神崩潰時,我們看到了又一個毀於時代的人:他因為現實的苦痛與恐懼,喪失了高傲的理由,間接將兒子推上一條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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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國柱能夠保住性命,應該算是比較幸運的,更多被卷入政治風波的人沒有他這樣的好運氣。他們或被判處死刑,或在街頭被謀殺,甚至在路上被裝進麻袋扔進大海。

剛被抓進去時,每天睡覺都想說明天死掉就好了,後來看到很多比我更凄慘的人,有懷孕的、帶著小孩一起被關的,還有因為看一本書就被槍決的,才覺得我有什麼好艱苦。

——《流麻溝十五號:綠島女生分隊及其它》,張常美

張常美被抓進綠島監獄時是 18 歲,正在讀高三。她入獄的原因是參加了學校的學生自治會,而會長後來被查出是共產黨。與會長素無往來的她,也因此獲刑 12 年。在綠島服刑期間,她堅持著不放棄生命的希望,認識了同樣被以「匪諜」名義判刑 10 年的歐陽劍華。10 年刑滿,他們出獄後結成連理,並用畫筆和文字記述了綠島中的見聞,讓更多人知道那些蒙冤者的悲慘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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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個時代,有多少母親,為她們囚禁在這個島上的孩子長夜哭泣!

——綠島人權紀念碑,柏楊題寫碑文

四、說回《返校》和那些再也回不來的人們

1987 年 7 月 14 日,「中華民國」總統蔣經國頒布總統令,宣告自同年 7 月 15 日零時起解除在台灣本島、澎湖與其他附屬島嶼實施的戒嚴令,在台灣實施達 38 年的戒嚴令自此走入歷史。但曾經歷過腥風血雨的人們,真的能輕易地忘記那些事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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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遊戲並非是針對歷史上的某一個事件,而是參考到那個年代的眾多事件後再作發想,也有部分是親戚長輩的遭遇。他們對我影響頗深,但每當問起時,卻又總是說記不清——但我總覺得他們像是不想多談。

解嚴(解除戒嚴)的時候我已經十幾歲了。那時是台灣經濟成長期,大家要升學和娛樂,沒有人想太多,那些事情很快就被大多數人忘掉了。

但是,我還是希望玩家能在過程中,感受到一些東西,無論它是什麼。」

——《返校》遊戲製作人赤燭咖啡

對於《返校》的遊戲品質與內容,我並不想做太多評價——事實上,我認為它有很多不足:作為一個使用現代史和真實事件題材的遊戲,它本來應該具備更多的開放性,也應該依靠史料的深度埋藏更多的線索、資料和內容,甚至應當將一些有價值的事情明明白白地說出來。

因為和人性的恐怖比起來,遊戲的恐怖實在算不得什麼。

或許,海峽這邊的大多數普通中國玩家,對《返校》中的時代背景與歷史淵源並不十分了解,但一旦了解了這個沉重而血腥的故事背景,相信很多人仍然會心有戚戚——畢竟我們也曾經歷過浩劫的十年。

在混亂與瘋狂之後,我們從未如此渴望平靜的生活,不希望那些發生在人性深處的風暴再來奪走我們的快樂,破壞我們的家庭,吞噬我們的生命。因為,太多的人已經永遠無法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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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田中、在山中,我的魂魄隨時隨地陪伴著你。

——受難者 高一生 給妻子的絕筆,1954 年 4 月 17 日罹難

2016 年 4 月 19 日,台東大學舉辦「白色恐怖時期政治受難者遺書特展」,觀者無不動容落淚。這些與妻子、兒女、父母訣別的書信,處處展露出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對人世的留戀——但他們都葬身於時代的惡浪中,再也無法體驗人間的美麗。

假如《返校》僅僅是一款起於恐怖,又停留於恐怖的遊戲,那麼它可能是對那些死者的一種褻瀆——無論是鬼神還是幽靈,都不如人能施加給人的傷害與痛楚來得巨大。

但在每一處細節和場景中,我仍然能看到跳動的生的希望。那希望或許不止來自於游戲的制作者們,更來自於那些已經飄散的生命,那些曾經與你我一樣高貴的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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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用我們的青春與生命為賭注,給後來者以恐懼的自由。

——馮守娥,台灣最後一位政治死刑犯陳明忠之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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