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了大數據吧!小數據正在引領學習的個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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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獲合作媒體 36kr 授權轉載。

大數據是組織對人的了解,小數據是我們對自己的了解。

現在幾乎所有人都言必稱大數據。但是大數據僅僅反映出某種宏觀的趨勢,未必適用於個體。The Hechinger Report 從一種創新教學方式對小數據的利用來 說明 ,數據不一定要大才有意義,這裡面講述的未來教育實踐,也許更能反映出教育的真諦。

鳳凰城外 Dysart 學區的 創新學院 看起來更像是一家技術新創公司的總部,而不是教室。在教室的一頭,學生佩戴上了特殊的有色眼鏡,在虛擬實境學習站研究起了電路。而在明亮通透的另一頭,另一小群學生則在進行著真實的電路組裝實驗,真實到當線路被連接起來時會劈啪作響、電光四射。

在所有這些活動的中間,7 年級的 Jacob Higuera 一個人坐在他的筆記本前面,專心地敲打著一份社會研究作業。這僅僅是他在亞利桑那 Surprise 上學的第 5 天,但他已經對這種非傳統的教室佈置習以為常。他很享受能夠自己制定日程安排,並且可以有按照自己節奏學習功課的自由。不過作為創新學院試點計劃的 90 位 6 到 8 年級參與者中的一員,Higuera 仍然有一個比較大的擔心:

在我原來的學校,我能拿到全優是因為有人告訴我什麼時候該幹什麼。可現在我覺得第一季我可能拿不到好成績了。

雖然 Higuera 可能覺得自己在孤軍奮戰,但實際上他每天的進展情況都在 4 位教師密切監控之中,她們是該實驗計劃的管理者,經驗非常豐富。學生們在學校的大部分時間學習的都是自定進度的電腦化課程,這些課程會生成有關其進度的數據。教師會密切注意這些數據,然後用來製定小組活動——比如虛擬實境學習站的那些作業——或者找出沒法自行掌握課程的學生,對他們進行額外輔導。

我們需要看什麼樣的數據能幫助教師與學生進行一對一的互動。

實際上,似乎所有眼睛都盯在 Higuera 和他的同學身上,因為在 Dysart 學區負責人 Gail Pletnick 看來,他們引領的是「未來教育」——由學生自己控制學什麼、什麼時候學以及怎麼學的個人化學習環境,教師的作用是指導。

Pletnick 希望,有朝一日,該學區的 23 所學校全部都改成創新學院的樣子。不過現在大部分還都不是。許多教師還是按照傳統的佈置方式,老師站在教室前面,學生坐得橫平豎直,用紙和筆完成作業。不過本學區哪怕是科技配置最低的教室也有一點是跟創新學院一樣的。每一位教室都被鼓勵去利用「小數據」——每天或即時收集的每一位學生學業進度情況的資訊——來實現個人化學習。

Bob Wise 是倡導高等教育改革的非盈利機構卓越教育聯盟的主席,他說小數據以及教師對它的使用方式,是讓學習盡可能個人化的關鍵。教室科技使得收集學生資訊前所未有的容易。現在,教師必須找到分析這一數據的最好方式,然後加以有效利用。Wise 說:「我們需要看看什麼樣的數據可以促進教師與學生之間一對一的互動。」

大數據,小數據

小數據的概念並不新鮮——至少在商業世界是這樣的。早在 2013 年時,諮詢機構 Shift Thinking 的 CEO Mark Bonchek 就在《哈佛商業評論》上寫過一篇文章,裡面他把小數據定義為「我們對自己的了解。」在我們自己的習慣和行為方面,小數據可以給予有意義的回饋。不要把它跟大數據混淆了,Bonchek 把後者稱為是「組織對人的了解。」

比方說,大數據分析讓線上書店可以根據學生上一次購買和下載的東西做出接下來他有可能讀什麼書的推薦。 這一推薦的基礎是從數百萬其他消費者收集到的數據,然後被用來識別出趨勢(喜歡歷史書的讀者也有可能對歷史小說感興趣。)

但小數據分析可以幫助學生了解自己閱讀習慣方面的東西:他是不是在早上讀得多一點?他標註了哪個詞要查字典?同一章他重複讀了幾次? 有了這些小數據之後,教師就可以精確找出學生的優缺點,然後製訂個人化的學習計劃來滿足需求。 從大部分高科技教室到最傳統的教室,這就是 Dysart 學區希望為每一位學生做的事情。

如果教師和學生沒法在個人層面建立聯繫的話,所有這些數據都沒有用。

Dysart 是亞利桑那州表現最出色的學區之一,自 2000 年以來規模已經翻了 3 倍多,目前的覆蓋的學生已經超過了 25,000 人。Pletnick 在 2004 年加入學區的時候,她必須想辦法管理不斷飆升的學生數量,以及學生不同的學習需求。而且那時候學區的邊界還在不斷變化,所以學區每年還得想辦法追蹤從一個學校轉到另一個學校的學生。

Dysart 的行政官員視察了幾所學校,想看看他們是如何收集和管理學生數據的,但他們最終決定建設自己的系統,該系統名字叫做 iPAL(由 I Plan,I Assess,I Learn,我計劃,我評估,我學習三部分組成),用來追蹤州統考成績以及幫助教師和行政當局找到學生的不足之處並解決問題。

負責課程、教學與評估的主任 Teresa Heatherly 說:「我們看到了一些讓人喜歡的東西,但是都比較零散,沒有一個符合 Dysart 的情況。」iPAL 的數據倉庫部分很明確,此外 iPAL 還包括了長期課程規劃以及教師培訓方面的資源。但是 iPAL 捕捉不到教師創建日常課程所需要的小數據。對此,教師們一起努力想出了最適合年級水準和學科領域的數據收集和分析的辦法。

Dysart 創新學院的老師收集這些小數據要比大部分人都更容易一些。所有的作業都是線上的,所以教師調閱學生檔案並檢查測試成績是否良好並不難。然後他們利用不需要備課和準備試卷節省出來的時間來對學生進行一對一的指導等活動,讓學生用其他辦法去研究材料。但是本學區其他沒有這套系統的教師又該怎麼辦呢?他們也想出了創意手段來對學生進行相同程度的個人化指導。

比方說,Marley Park 小學的教師利用了一套名為「All Time Best」的學生數據收集系統,用來追蹤學生在滿足數學和英語州立學習標準方面的進展。這套系統的技術要求不高,只要學生答對問題舉手報告分數然後把結果記到自己筆記本上面就行。

讓學習個人化

據學校的四年級老師 Amber Baig 說, 這套系統之所以有效是因為它強調的不是收集大量數據。相反,其目標是收集每一位學生在掌握特殊技能進展情況方面的少量有意義的數據。 上她的數學課學生每天只用回答 5 個「All Time Best」問題,而且這些問題跟他們可能在州統考上看到的題目是類似的。教師然後匯總這一數據,把學生分為規模小一點的小組,分別進行更有針對性的練習。比方說,針對進度落後的學生,老師會重新給他們上課。

Baig 說:「我們確保孩子明白這一點,知道為什麼他們會在這裡,以便能夠通過測試。」這些數據不僅能夠幫助教師提供更加個人化的指導,也能幫助 4 年級學生了解自己需要做什麼事情來改進。

Miranda Virgil 是 Canyon Ridge School 的七年級數學老師,她教自己的學生利用 Google 電子表格來記錄自己在滿足州標準方面的進展情況。在她的指導下,學生們記錄了自己的考試成績,並且找到自己的錯誤模式。

Virgil 說:「在具體方面,數據追蹤更多是為了學生——數據指出了學生的優劣勢,以及什麼地方需要努力。」儘管她利用這一回饋來製訂出更好的課程,她也注意到讓學生參與這一過程能夠教會他們如何對自己的教育問題作出選擇。她說:

「總體來看,它幫助了孩子們學會對自己的學習負責,這個意義重大,因為這不僅有益於他們的學習,而且還可以令他們受益終身。教他們學會如何組織和計劃是非常有好處的技能。」

不過正如 Virgil 指出那樣,這是另一個他們必須學會的技能。對增加責任或者擁有控制在學校學習時間自由,學生們並不是總是感到興奮。

今年在她的教室增加了沙發之後,Valley Vista 高中 10 年級的歷史課老師 Angela Ekstrom 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 她以為自己的學生會感到興奮。但結果表明,學生們相當留戀教室後頭硬邦邦又窄小的傳統書桌。

她說:「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年齡的問題,還是說他們這些年來被教育的原因。」增加沙發進來原本是想讓學生自由選擇坐在什麼地方,並且在上課期間可以四處走動一下。但是直到第二週才有人敢去試坐一下。

Ekstrom 意識到在嘗試新東西方面學生更需要獲得信心——無論是一種新的做法,還是新的學習方式,她總在必要的時候給予他們信心。在學年開始的時候,她的學生要自己製作課本,裡面包括了內容目錄,目標追蹤,並且留有空白來記筆記和回饋。Ekstrom 用這種課本來教學生不同的記筆記和學習方法,過一段時間之後,再讓學生自己選擇最適合的方法。

但這個課本製作過程最後卻變成了藝術創作項目,學生們用家人朋友或者所喜愛球隊的照片等任何自己覺得重要的東西來裝點課本,其實這個項目還有一個更深層次的目的:Ekstrom 以此來向她的學生說明,她把每一個人都視為獨立的個體,有著不同的目標和優勢。 像 Ekstrom 和她的同事一樣的教育工作者已經知道,如果學生和老師不在個人層面有機會建立聯繫的話,這個世界上所有的數據都是沒有用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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