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賣酒爭議】一個號稱要發展亞洲矽谷的政府,為何如此歧視網路?

原本列為優先法案的網路賣酒案,在近日竟主動撤案,這個對網路電商的法人充滿歧視的舉動,真的是一個想要發展數位經濟、號稱要促成亞洲矽谷的政府該做的事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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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hop assistant puts up a "closed" sign in a wine and spirits store in Moscow July 7, 2006. Russian stores have run out of imported spirits due to late deliveries of new excise stamps, denting grocery chains' sales and leaving the nation with a narrow Soviet-era choice of local vodka and beer. REUTERS/Sergei Karpukhin (RUSSIA) - RTR1F9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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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是否開放網路賣酒這個議題有興趣的人,不妨先看完今年三月底的 網路賣酒意見徵集 ,大約兩萬四千多字,由即將上任的數位政委唐鳳所主持,會議中有政府相關單位、法學專家、贊成網路賣酒、反對網路賣酒等參與者。綜合目前所看到的網路是否可以賣酒的支持或反對意見,這邊也提出一些應該予以釐清的爭議:

反對網路賣酒,是為了保護兒少?還是為了降低酒駕?

關於酒駕,其實大多數的情況是在外面喝完酒之後,開車回家而造成的,在家裡喝完酒才又開車出門的不是沒有,但卻是少數。在網路上買酒,通常就是為了在家裡喝。所以網路賣酒跟降低酒駕之間的相關性,其實是偏低的,這也就是為什麼即使連反對網路賣酒的人,也並沒有太強調酒駕這件事情上。以三月底會議的逐字稿,酒駕只有被提及 13 次(扣除 4 次機構名稱,實際上討論中只有 9 次),但兒少卻被提及了 37 次。

所以保護兒少族群免受酒害,才是反對網路賣酒的主軸,而且並不只有避免兒少喝到酒類飲食,還包含了要保護兒少避免家屬酒後的家暴。但這與網路賣酒有關嗎?兒少主要能接觸到酒的管道就是學校與家庭,其實這才是保護兒少的重點,而不只是哪裡可以買到酒。

想保護兒少的人,真的了解兒少所面臨的酒癮問題嗎?

當然,學校與家庭在政策上能介入的範圍很有限,於是只好從銷售通路下手,但我們真的知道有酒癮的兒少,是怎麼拿到酒的嗎?其實應該先調查這些資料來作為討論的依據:未成年族群酒癮比例有多少?未成年酒癮族群所喝的酒,來源有哪些?未成年族群透過網路電商的消費比例有多少?

簡單來說,如果未成年族群的酒類飲食來源其實是家屬,或是幫派的成年人所提供的,那麼不管是限制了網路的酒類交易或是實體通路的交易再嚴格,效果都有限,但是卻反而帶來了副作用:當酒越難取得,就越容易讓有心人拿酒來控制無法取得的人,而且這些案例幾乎都不會顯示在統計數字上。

但是很遺憾的是,我看不到反對網路賣酒的一方,對於兒少的酒癮情況有多深入的了解,沒有看到相關的數據而比較多是意識形態的想像,沒有對於陷入酒癮的兒少發自內心的關愛而只有對於酒類出於表層的仇恨與憤怒。但是政府的施政,該被這樣的道德綁架與情緒所左右嗎?當一個人贊成網路賣酒,就該被貼上不道德、危害兒少健康與安全的標籤嗎?但也許那些自以為很道德、很保護兒少而反對網路賣酒的人,其實反而讓有酒癮的兒少陷入被他人以酒所控制的處境?通往地獄的路,往往由善意所鋪成。當我們沒有對兒少酒癮有足夠的了解時,所表達的善意真的有所幫助?

反酒駕的人真的懂酒駕嗎?

剛剛有提到,我們在做決策的時候應該依據資料,所以對於酒駕這件事情,我們應該要掌握的數據又有哪些呢?酒駕的人都在哪裡喝酒?酒駕的人喝的酒是哪裡買來的?酒駕的人是臨時起意喝酒、計劃性地喝酒還是規律性喝酒?酒駕的人喝的是固定或特別挑選的酒,還是只要有酒精就可以?是自己一個人喝還是都跟很多人一起喝?

如果發現酒駕的人是臨時起意在超商買酒去跟朋友聚會,喝完開車回家而且大多發生在深夜,那麼其實可以做的事情不就是禁止超商在深夜賣酒嗎?而在這種情境下,能計畫性挑選特定酒款的網路買酒,會跟酒駕有關嗎?

所以什麼樣的人會在網路上買酒呢?不急著喝酒的人(因為要等宅配到超商再去拿)、偏好特殊酒款的人(實體店家或超商沒賣的)、在固定私人地點喝酒的人(不是已經有供應酒類飲料的快炒店或餐廳)以及買酒不方便的人(住在偏鄉)等。而這些特徵,跟酒駕的情況有任何交集嗎?在網路上買一瓶好的威士忌,擺在家裡的書架上,遇到值得慶祝的事情,才自己喝一杯,然後就去睡覺,期許做夢也會笑,這能聯想到酒駕?

開放網路賣酒,因為取得酒的管道變多,所以酒駕的可能性因此而增加,這是一個幻想還是一個能被證明有統計上顯著差異的現象呢?過去台灣便利商店快速增加,讓更多人隨時、隨地都能買到酒,而這個現象對酒駕案件的衝擊又是如何呢?反酒駕的人,是用意識形態在反酒駕,還是用科學與統計在反酒駕?是充滿厭惡因此除之而後快,還是真的想努力改變現況因此願意理性傳遞怎麼做才能有效反酒駕的方法?有沒有可能開放網路賣酒之後,大家買了好酒都在家裡喝而不必去餐廳點很貴的酒,因此反而減少了酒駕的案件?這很合理不是嗎?

酒駕等於酒癮嗎?

此外,常常有人會搞混這兩件事情。酒駕的人,一定有酒癮嗎?或是有酒癮的人一定會酒駕嗎?其實這兩者之間當然有交集,但是交集並不大。有酒癮的人,大多是在人際關係上的連結偏弱,於是只能寄託在酒,因而產生依賴與成癮。但是酒駕則不一樣,大多酒駕的人在人際關係上的連結反而正常,但就是在與朋友的聚會上或是在交際應酬的時候喝了酒,覺得自己沒醉所以才開車上路。

如果真的要解決一個問題,不是應該要先了解那個問題的成因嗎?而如果真的了解那個問題的成因之後,還會連坐式的將不相關的事情都牽扯進來嗎?因為反酒駕,所以反網路賣酒,不就是這樣子毫無邏輯的牽扯與干涉嗎?

試想,如果今天立了一條法案,說因為心臟病發而無法控制車輛,即使導致車禍也可以減輕其刑。這時候有人說,喝醉之後也一樣無法控制車輛,即使導致酒駕車禍也應該減輕其刑,試問反酒駕的人對這種連結又做何感想?將心比心,在討論是否要開放網路賣酒的過程中,反酒駕的人一再將這件事情與酒駕牽連在一起,真的恰當嗎?

Model Sarah and Laura wear traditional Bavarian costume as they hold the official Oktoberfest beer mugs during a presentation in Munich, Germany August 23, 2016. REUTERS/Michaela Rehle /File Photo - RTX2N4V7
REUTERS/Michaela Rehle

一次污名化兩種人:品酒的人和網路使用者

其實最讓人傻眼的是,反對開放網路賣酒的人,其實都在製造敵人,而且一次得罪了品酒的人和網路使用者兩大族群。

對於品酒愛好者來說,最痛恨的莫過於酒癮沈迷者和酒駕犯罪者,因為這些人的存在讓他們原本正當健康而有文化的品酒行為在社會上被誤解、被污名化了。其實品酒愛好者是非常樂意推廣「適量飲酒」與「喝酒不開車」的,因為那也能讓自己的嗜好不再被社會所誤會,可是反對網路賣酒的人,卻聽到酒就開始不理性,直指喝酒的人就是社會敗類、國家毒瘤,連原本能幫上忙的朋友最後也不得不翻臉變成敵人,何必呢?

同樣的,網路使用者知道網路的影響力有多大,如果善用網路作為宣傳的管道,那麼要做兒少的保護或是酒駕的宣導其實都可以事半功倍。但是現在並非如此,反而將網路視為萬惡的淵藪,所有網路的交易都太過神秘(其實就只是不懂)、太過先進(其實就只是無法接受新趨勢)、太過自由(其實就只是網路自有一套自我管理的規則),所以能禁止就禁止,能不開放就不開放。

但是這反而更糟糕,因為沒有給網路一個發展自我管理的機會。想想看,今天如果有一個網路電商在賣酒,然後控管不佳把酒賣給兒少,網路的族群會如何撻伐這個網路電商?這就是網路的自我管理機制,其實網路使用者的抵制,比任何法規的處罰都還要嚴厲許多。可是現在卻連試辦網路賣酒都被取消,還有一堆人指責網路做不到其實實體通路更做不到的事情,把網路視為仇敵,何必呢?

工具沒有善惡,端看使用的人如何發揮

網路就像是刀子,有的人拿來做出一道好料理,也有人拿來殺人,不過今天網路卻直接被假設為所有的人都只會拿來殺人而不會拿來做出一道好料理。你說,這公道嗎?而這樣看待網路的人,真的懂網路嗎?當你真的懂網路之後,你就會知道怎麼善用網路的力量來達成自己的倡議或目標,而不是只想用沒有根據的言論試圖控制自己一點都不了解的網路,最後被網路使用者反噬,一定死得很慘。

所以關於酒這件事情,我們要提倡的是好的品酒文化,還是去對抗任何跟酒有關的事物?而關於網路這件事情,我們要去善加利用網路的優勢,還是去禁止任何跟網路有關的事物?舉例來說,網路是一個資訊系統,透過適當的設計,可以做到實體通路不一定能做到,或是得花很大量資源才能做到的事情。以「禁止賣酒給曾經有酒駕紀錄的人」這件事情來說,如果政府提供去識別並加密的酒駕紀錄資料可供比對或進行驗證,則網路電商要做到輕而易舉,但是實體通路卻幾乎不可能做到。

其實根本擋不住網路買酒,國內不能買國外卻可以

說了那麼多網路賣酒是否應該開放,但其實以我自己的經驗來說,就算台灣沒有開放網路賣酒,但是台灣政府可管不了國外的酒類電商,所以我可以光明正大的在國外的網站上買了一瓶威士忌,而這筆營收與稅,幾乎都被其他國家賺走了。相反的,台灣許多小型酒商,空有優異的產品,卻被限制不能在網路上銷售,生存在這個小市場已經夠苦了,甚至政府還不讓你在網路上賣酒,那當然就更沒有機會透過網路接觸到全球的市場。一個充滿希望的產業,就這樣被打壓了。

網路是無國界的,政府可以繼續禁止台灣在網路上賣酒,那最後的結果就是想要在網路上賣酒的人最後只能出國賣酒,而想要在網路上買酒的人則更沒有限制了,現在就可以在全世界的網路上買酒。所以真的有達成禁止的目的嗎?顯然沒有。

A combination photo shows German Chancellor Angela Merkel enjoying a beer during the Christain Democratic Union (CDU) political Ash Wednesday meeting in Volkmarsen, Germany February 29, 2016. REUTERS/Kai Pfaffenbach - RTS8MZU
German Chancellor Angela Merkel enjoying a beer. REUTERS/Kai Pfaffenbach

政府為何歧視網路?

對於網路使用者來說,其實只是再一次的感受到了自己被政府歧視而已。當然,並非所有部會或官員都如此,經濟部商業司的張峯源專門委員就在網路賣酒意見徵集說:

對於酒駕跟兒少保護的規範下來發言,基本上商業單位跟網路單位有一般的法人格,其實不應該對於它有特別的歧視或者是不同於其他的規範,當然如果有社會上其他的公共利益是另外的,但對於法人的角度是不得歧視。

那麼,財政部,你要不要說說看,為什麼網路不能賣酒呢?原本列為優先法案的網路賣酒案,在近日竟 主動撤案 ,這個對網路電商的法人充滿歧視的舉動,真的是一個想要發展數位經濟、號稱要促成亞洲矽谷的政府該做的事情嗎?


疫情竟使童婚比例暴增?2023 年前將新增 400 萬女童被迫成婚

全球有無數女童正在面臨貧窮、家暴、性別暴力、失學的困境,在動盪不安的 Covid-19 威脅下,女童遭受的生命危機更勝以往,而你我都不該漠視。立即加入世界展望會的資助兒童計劃,不再讓悲劇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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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世界展望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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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疫情、武裝衝突的影響下,阿富汗女性與兒童正面臨重大威脅,不僅人身自由、教育、工作等權利備受衝擊,近期更傳出 12 歲女童被強擄配婚給軍人的消息,使當地長期存在的「童婚」問題更加嚴重。事實上,不只是阿富汗,全世界仍有無數女童深陷在不安與恐懼中,面臨童婚、童工、貧窮,以及女性割禮等殘酷傳統文化等挑戰,這一關又一關的生存考驗,只因為她們是女生。

女童困境恐怕比你想像的嚴重——關於性別暴力、童婚

根據聯合國統計,每年有 1,200 萬未成年女童結婚,她們大多是因為民間習俗或經濟弱勢而被迫成婚,婚姻不僅逼迫這些女童放棄學業,其遭受家暴的風險也將大增,甚至被迫從事性行為,使得尚未發育完全的身體備受負擔;許多未成年少女因為懷孕或分娩併發症死亡,嬰兒胎死腹中或夭折的機率也更高。

來自緬甸的 17 歲少女荷拉(Hla)就曾是性別暴力與未成年婚姻的受害者。在她12歲時,一場重病帶走了她的母親,而酒精成癮的父親根本顧不了這些孩子,因此荷拉被迫離家、在街上討生活。為了尋求避風港,荷拉甚至嫁給了大她 15 歲的男子,並在 14 歲成為一名母親,但生下孩子沒多久後,丈夫便另尋新歡,留下荷拉和孩子相依為命。無助的荷拉為了不讓孩子跟著吃苦,只能忍著思念的痛苦,把孩子送到安置機構。

Photo Credit:世界展望會/荷拉小時候常跟著爸媽到各個城市的慶典或嘉年華活動兜售玩具,並以此維生。然而非常微薄的收入,根本無法支撐荷拉與 13 個兄弟姊妹的生活。

幸好在荷拉最低潮的時刻,遇上了世界展望會。在世界展望會的協助下,除了支持荷拉重建身心健康,也提供她職業訓練的機會,培養一技之長。僅管有些髮廊仍因荷拉的經歷而不願接受她,但在世界展望會的引薦下,現在的荷拉已找到一份穩定的髮廊實習工作,每月都能賺取 20 美元的薪水,並和同事們住在一起、彼此照顧。從街頭遊童到髮型設計師,荷拉因為世界展望會出現在她的生命中,而有了希望。

Photo Credit:世界展望會/荷拉說:「我住在街頭時,常常受到男性的輕蔑和不尊重。即使我根本沒有做錯事,也常常得躲避警察取締,生活充滿恐懼和不安。很感謝世界展望會的幫助和支持,我才能把自己的人生拉回正軌,創造更好的未來。」

女童困境恐怕比你想像的嚴重——關於失學、文盲、童工

荷拉的故事絕不是少數案例。事實上,許多女童不只遭受可怕的性別暴力,也因為貧窮或環境動盪,而被迫放棄受教育的權利,成為失學的童工,甚至不得不從事對身心發展有害的勞動工作。根據聯合國資料,全球童工人數在疫情的影響下,20 年來首次增加至 1.6 億;而全球約 7 億人口的文盲當中,女性就佔了 2/3。困在社會底層的弱勢女童,身心備受煎熬,急需你我關注。

印度女孩珊蜜拉,便是弱勢女童的縮影之一,遭遇令人心疼。珊蜜拉(化名)原本是個熱愛上學的女孩,14 歲時由於家中經濟無法負擔她繼續升學,因此被送到孟買與姊妹們一起工作,幫助家中生計。當時,珊蜜拉請妹夫幫她找工作,沒想到卻是噩夢的開始,妹夫將她送到人口販子手上,珊蜜拉被推入妓院工作,並經歷長達三個月地獄般的生活。

「只有我工作了才會有飯吃。如果我不工作,妓院老闆、甚至是客人就會拿皮帶打我。我被迫喝酒、他們會拿菸燙我的手。我一直在哭,求他們放我回家。」後來珊蜜拉得知自己陷入險境是受親人所害,整顆心都碎了。

Photo Credit:世界展望會/珊蜜拉好不容易說出那段記憶:「我經歷的那些,希望沒有其他任何女性需要經歷。我承受了非常多的痛苦,那是一段很難熬的時期。白天會有 12 到 14 個男人,晚上則會有 15 到 16 個。一整天工作完後,所有的女孩會被送到荒郊野外中的一棟建築物裡休息,整間房間裡只有一扇窗戶。因為太偏遠,即便我們大吼著求救,也沒有任何人會聽到。」

終於有一天,珊蜜拉和其他女孩們的工作場所遇到警察臨檢,珊蜜拉便趕緊抓住機會向警方求救。成功獲救的同時,同樣在場的妹夫和妓院老闆也遭到警方逮捕。接著,珊蜜拉花了數個月的時間輾轉換了好幾間避難所,最後終於回到家人身邊。

在家人的陪伴以及世界展望會的支持下,珊蜜拉終於踏上復原之路。由於人口販運的受害者往往受到許多暴力與虐待而留下嚴重陰影,這段遭遇遂成為她們心中無法說出口的痛,且大多數受害者因地處偏遠、經濟貧困,或是覺得丟臉、自責等心理因素,難以取得身心重建的專業支持。因此,世界展望會提供包括創傷後症候群、焦慮、憂鬱、恐慌、斯德哥爾摩症候群、藥物濫用等醫療與心理照護,讓更多像珊蜜拉一樣遭遇創傷的女童,得以重建生命。

Photo Credit:世界展望會/珊蜜拉現在加入了印度世界展望會的受害者支持團體,踏上了復原之路。

你有力量打破女童困境:資助 1,000名 女童,扭轉 1,000+ 個家庭命運

在 Covid-19 的疫情衝擊下,脆弱國家的資源更加緊縮,這也讓兒童面臨前所未有的考驗。世界展望會的分析報告指出,2020 年 3 月全球疫情爆發後,與 2019 年相比,童婚案例在許多社區暴增了一倍以上;而童婚的增幅速度,更攀升到25年來最高,若無法改善,預估 2030 年前全球將再增加 1000 萬名兒童新娘。

對於女童而言,貧窮、家暴、性別暴力、失學等問題是無法分割的,這些威脅往往彼此連動、加乘,為女童的生命帶來嚴重打擊。但從上述的實際案例可以發現,受困女童的命運並非不能扭轉,只要世界上某個角落的某一個人願意付出行動,女童的生命就有希望曙光。

世界展望會推動「資助 1000 個女童 挺聲而進 願景無懼」行動,期待在 10 月 11 日女童日前,能為 1000 個女童找到資助人,每個月 700 元,就能翻轉一個女童的生命,為她提供安穩的生存環境與受教權,並將這份改變延伸至女童的家庭與周遭社區,帶來正向影響力。讓我們一起阻止女童悲劇再次發生,現在,就加入改變世界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