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委x創創】余宛如:「能解決消費者及社會問題的就是好生意!」

1 月 16 日大選以後,立法院已有一番有別以往的新氣象,而在其中出現了幾位被創業圈所熟悉的身影,並帶著大眾與創業者們的期盼,投身政界為台灣新創環境努力。這次 INSIDE 採訪來自社企領域,原生態綠創辦人的民進黨立委余宛如,為大家介紹她如何在國會扮演大眾與新創者的發聲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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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1 月 16 日大選以後,立法院出現了很不一樣的面貌。不僅發生台灣政治史上首次實質的「政黨輪替」,並且有超過三分之一的席次,總共 46 位立委是新面孔。在這股新氣象中出現了幾位被創業圈所熟悉的身影,過去他們各自在科技法律、新媒體與社會企業等領域中耕耘,而現在正帶著這份資歷與創業者們的期盼,投身政界為台灣新創環境努力發聲。其中一位是來自社會企業領域、生態綠創辦人,民進黨不分區立委余宛如。

從內發聲,期待體質的改變

余宛如原本為了推動公平貿易,改變商業一切以利潤為導向的思維,進而促進商業關係中權力的公平分配而成立生態綠。然而在自己創業經歷中,可以清楚看到台灣的大環境對青年世代的創業家相當不友善的;因此當獲知被新創圈推薦、同時也獲得民進黨提名時,就決定站出來,走到體制內為青年世代發聲。「我的作用就是當台灣新創年輕人的發聲筒啦!」余宛如笑著說她心中認定自己這席立委的定位。

她認為,創業是一個資訊十分不對稱、不透明的領域,而且社會大眾普遍不太理解創業的議題,也經常有誤會;看不清問題,可能讓政府與新創圈都白忙一場,甚而造成台灣產業轉型、創新創業不斷失敗。因此需要有人能夠代表民間跟政府對話,同時為社會把關,促成台灣體質的改變。「其實從過去的實際經驗來看,我很清楚創業這件事政府不用扮演太多角色,但必須在關鍵的地方出手,與民間一起搭建良好的生態系。」余宛如說明,自己是如何從整體視野中找出創業者的「痛」,進而深入她每一個所關心的法案與議題。

像是現在在科技創業領域中,大家普遍都認識到一件事:「從創業第一天起,就要想著國際市場!」也因此余宛如認為,有策略與總量管制地開放國際人士來台,能藉由外籍人士的經驗與人脈,帶動新創產業的國際化,更快速地為台灣年輕人打造國際舞台。可是社會上同時也出現「為什麼不用本國勞工」的質疑聲浪。這也是她為了忠實呈現新創議題,並讓社會大眾理解創業者的切身需求,在這其中所扮演的橋樑角色。

新創要的不是放煙火的政策

如果把台灣跟許多其他國家相比,可以發現台灣年輕的創業者處在一個相當不公平的位置。新創產業注重人才、技術與資金,跟過去著重勞力、土地與資產的代工製造產業不同;而前者在當代更是全球流動。但是在台灣,無論資金、法規、還是人才政策,都與創新所需要的環境衝突。核心的問題在於不重視人、市場與國際化。

台灣一直以來是以生產導向的思維,而不是市場導向的思維,因 此有很好的技術或是產品,卻不知道市場在哪裡。余宛如認為, 法規調適、政策工具,其實都很好模仿,但是台灣一直學不會的,是「瞭解市場」。余宛如說:「我們已經告別過去大量生產、靠 大眾媒體行銷的時代。當國際分工的鏈結重組、台灣面臨產業升級、但市場變動快速的時候,我們必須開始累積自己行銷、做品牌的能力,但台灣一直忽略這一塊。」余宛如指出,未來的產業發展,更需要社會科學與跨界的人才參與,真實的了解社會、使用者的需求,做好市場調查,找出有價值的市場區隔,再談創新。像是國外知名的加速器 Y-Combinator 或是 500 Startup,都讓進駐的新創者,能專注地找到市場需求與商業模式。

此外,政府應該帶頭協助,讓大手牽小手,促進產業轉型。余宛如舉新創公司 Ifit 為例,Ifit 是國內最大的網路瘦身與健康社群,能夠知道粉絲的需求在哪裡;推出的瘦身商品,不僅貼合消費者的需求,所帶動的消費潮,更幫傳統產業找到新的商機,並出口到海外。如今的新創產業,許多與生活風格、社會企業及科技網路相關的公司興起,推動合作,是台灣產業轉型的契機。而新世代對於社會問題較有參與改變的熱情,綠色消費者、社會企業、B 型企業、公平貿易企業等,顯示新的商業思維正在崛起,

而面對整體環境的快速變遷、全球的各種困境,為新創找到「靈魂」,這是政府推新創政策時,可以努力的方向。像是法國政府體認地球暖化的威脅,積極鼓勵各種再生能源、電動車、綠色產業的新創 ; 英國政府更從政府採購等面向,扶持社會企業等著手。從社會企業領域而來,她相信能解決消費者問題、社會問題的,絕對會是好生意。如果不打破舊有的思維,資源永遠在舊有的迴圈裡流動,一般人也感受不到推動新創的重要與好處。

從金融切入,為創業找活水

目前余宛如在立法院隸屬財政委員會的一員,雖從表面看來,並未符合許多人期待,進入跟創業最直接相關的經濟委員會,但在財政委員會這裡反而能從創業最核心部分之一,也就是「資本市場」的角度,好好監督行政機關,進而改善台灣創業圈缺少資金的問題。余宛如說,過去資金都在為資本市場服務,而不是為創業者服務,許多年輕的創業者有技術、有想法,但是沒有家世背景、沒有房地產做抵押,就難以從金融體系取得資金,在募資的過程,犧牲了自己的權益。過時的作法,扼殺了台灣資金投入新創的活水、更扼殺了年輕一代的機會。

余宛如舉例,「我在總質詢時,就問過政府為什麼要帶著台灣銀行打亞洲盃,『錢』進中國與東南亞?台灣銀行業因為惡性競爭、 體質不良,所以收益不高。政府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卻帶著銀行進行亞洲布局,讓台灣的銀行進入現在資金外逃的中國市場,不但高曝險帶來高風險,還幫人家發展產業。銀行應有將存款轉化成投資國內產業、推動產業創新轉型的社會責任,但是台灣的年輕創業者,就算得了獎,但若沒有房地產做抵押,就很難借到錢。 缺乏創新的信用工具,不是年輕人的錯,而是政府的怠惰與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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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宛如認為台灣的銀行因為惡性競爭、 體質不良,無法有效將存款轉化成投資國內產業,Photo Credit: 路透社

因此她會在此基礎上,好好監督金管會並推動銀行對內投資。另外,參考國外鼓勵天使投資人投資新創事業可抵稅的做法,余宛如也在質詢時,詢問財政部長張盛和,張盛和回應可考慮提供減稅的誘因,鼓勵個人投資人扶持年輕人創業,因此余宛如請財政部研擬方法,希望能鼓勵天使資金活絡新創產業,讓台灣資金不要只有進入房地產與股市一途。

顧社會責任,推共好企業

她另一個關心的議題則是「企業社會責任」(CSR)。企業社會責任在國際已經倡議多年,在國際逐漸成熟,甚至即將成為國際貿易談判重要的指標,台灣企業如果不能盡快跟上,將成為進入國際市場的貿易壁壘。反之,如果盡早協助台灣企業達到企業社會責任指標,將是台灣擊敗紅色供應鏈的利器。事實上,台灣政府 於 2010 年發布「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加以近幾年因食安、 環境汙染及化學危害等問題嚴重,強化辦理公司治理評鑑,納入企業社會責任評鑑項目。證交所及櫃買中心並於 2014 年底發布「上市 (櫃) 公司編製與申報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作業辦法」,列管需強制編製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的產業種類,不過這些行政措施,目前皆無法源作為基礎。

因此她在 4 月初召開公聽會,提出對企業社會責任立法的初步構想。余宛如一共提出《公司法》等七部法的修正案,希望廣徵社會意見,讓在民間實施已久的企業社會責任,能有明確的法律定位。余宛如表示,推動企業社會責任,絕非只是追求那一 紙報告書,而是希望牽起各界的手,一起與企業面對更嚴峻的國際挑戰,以及未來社會的課題,創造共好的經濟。此外,她也持續關注社會企業、B 型企業等動態,隨時了解國際趨勢與台灣實際狀況,做好民間與政府溝通的橋樑。

新創改革,該談該做的實在太多

「現在的問題是長期累積的結果!」雖然國民黨政府推出了創新創業相關的政策法令或政策,像是閉鎖型股份有限公司、國發基金創業天使計畫、vTaiwan... 等。不過問及對這些政策的看法時, 余宛如提醒我們,「新創圈過去已給了執政者八年時間,但它是到了近年才聽進新創圈的聲音,短短一年多要真正促成台灣產業轉型,顯然還有太多事沒做!」余宛如指出,打造新創生態,政府需要更多橫向與開放的溝通。

余宛如解釋,未來新政府與新民意期待的是「不一樣的溝通方式」。國民黨政府的確相當關注經濟與財政部分,但他們的溝通模式是內部且封閉的,常常就是找產業界的少數領頭人來聽取意見,做或不做,被邀請的人有時也未必知道,然後對外說有「共識」;這種溝通模式不僅無法聽取到其他的聲音,久而久之也會讓人民、企業失去信任。而未來新政府包括新創產業在內的諸多政策,應與各界充分溝通,進而在社會中產生共識才去執行。

另外目前行政體系各單位有相當嚴重的本位主義,舉例來說,就算目前行政院已號稱有「創業圓夢網」的整合性平台,但實際上 還是各部會各管各的,若沒有中央特別指示協調工作,仍然只關 心自己的 KPI;或是在有些政策裡,看見某些部會不熟悉商業,但卻要它們輔導創業,簡直只能以「災難」來形容;預算編列沒有核心績效,散落在各種執行計畫中。再者,政府施政的「質」性 指標不出來、採購標案不改變、繼續拿舊方法做新的事,所有的改革政策,都仍然只是在扼殺人力、浪費預算、看不見政策未來 的價值。

科技發展不能脫離社會與人性

身為為新創發聲的立委,余宛如也對現今科技業主流概念之一的「共享經濟」提出了她的看法。「其實我非常喜歡共享經濟。出自對環保的熱情,我覺得這個世代的物質真的過多了。但我們可以透過共享經濟,用科技與網路分享我們多餘且零碎的資源。」像在接受 INSIDE 採訪的上個時段裡,余宛如正與日媒提到「母奶銀行」的議題。 不過她也自認不是個科技萬萬歲的人。余宛如以英國社會學者 Zygmunt Bauman 的文章為例,說到 Facebook 事實上會透過演算法讓我們看「愛看的東西」,而有陷入同溫層、扼殺與社會對話的能力、甚至有自絕於社會的隱憂。「任何科技都有它的社會層面,而我會同時思考這個面向。共享經濟是新創發展迅速的一個領域, 像是 Uber 或是 Airbnb,透過國際資本的支持,快速將共享經濟的便利擴散到世界各地,但也對原本社會帶來一些衝擊與影響,像跨境稅收、勞雇關係等議題,這類公司都必須回應上述問題,而 我也會以立委的角色,告訴政府該用什麼態度面對它們。」

Photo illustration of logo of car-sharing service app Uber on a smartphone over a reserved lane for taxis in a street in Madrid
▲Uber 這類透過國際資本支持的共享經濟必須回應對社會的衝擊,Photo Credit: 路透社

談到台灣數位人才的議題方面,在她眼中,台灣的強項是在內容與創意。未來世代所需要的人才,需要具有跨界思考能力,而程式教育當然重要,但也不能失去文化與創意的底蘊,因此程式教育會是眾多跨界養成中的一部分,而非全部。優秀的程式工程師不能只有良好的編碼能力,更需要多元的價值觀來感動人心,才能開發出人們每天使用的產品與服務。

而從她對科技業的觀察來看,矽谷本身已歷經三到四輪的產業更 迭,所有的技術人才是不斷經歷重組又分散的狀況下流動,從中獲得多元視角與能力,進而帶動產業創新。然而過去台灣產業的更動並沒有像矽谷或其他地區那麼快速,相對缺乏類似歷練的高階管理人。所以新政府的政策之中,余宛如認為「廣邀在 Google 或是 Facebook 等網路科技公司的高階經理人來台,與新創圈多多交流或從事培育工作,讓創業圈能快速銜接國際人脈與資源,是讓台灣新創產業提升國際競爭力的有效做法。」

「國家確實需要創新與創業帶動經濟成長與體質改變,但目前台灣對於新創發展仍然在探索;而關心一個議題也同時需要廣納四面八方的聲音;作為一個不分區立委,就像一個螺絲釘,緊緊地把民間新創的力量與政策鎖緊,因為台灣沒有時間失敗了。」余宛如很清楚自己應該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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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經濟發展理論》by 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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