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未來的信差(上)

很多人之所以認識史都華.布蘭德(Stewart Brand),源於 2005 年賈伯斯在史丹佛大學那次著名的演講。布蘭德是《WIRED》雜誌的共同創辦人之一,但影響賈伯斯那一代人的,是他所創辦的另一本雜誌——《全球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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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為創新工場投資總監
照片來源:marciookabe

很多人之所以認識布蘭德,源於 2005 年賈伯斯在史丹佛大學那次著名的演講。在這次演講的結尾處,賈伯斯說:

「當我年輕時,有一本很棒的刊物叫《全球目錄》,它被我們那一代人奉為至上寶典。它的創辦人叫 Stewart Brand,他就在離這裡不遠的 Menlo Park 鎮,憑一己才華塑就了刊物。那是 1960 年代末,個人電腦和桌面排版還沒出現,排版全靠打字機、剪刀和寶麗來相機。它就像紙上的 Google,卻又比 Google 早了 35 年:它懷有理想主義地介紹了大量實用工具和一流觀念。」

「斯圖爾特和他的團隊做了幾期《全球目錄》後,實現了創刊之初的使命,於是他們出版了最後一期。那是 1970 年代中期,我像你們現在這麼大。最後一期的封底上印有一張清晨鄉間公路的照片,是那種喜歡搭車冒險的人常會見到的風景。照片之下是一行字: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這是他們停刊時的告別語。stay hungry, stay foolish,這是我一直以來的自我期許。現在在你們畢業之際,我也這樣祝福你們。」

▲ 約在 13:00 處

這本被賈伯斯盛贊的刊物曾經在 1970 年代初名滿美國:在全美國城鄉的書店和家庭裡到處可見,總銷量達到 2500 萬份,並贏得了國家圖書獎。可就像布蘭德一生中做過的許多事——他涉獵太廣,大多率性為之,不強求結果——《全球目錄》在其巔峰時便宣告結束,讓布蘭德難以獲得比肩其他媒體大亨的世俗意義上的功名。

但對布蘭德而言,窮五年時間推行一本刊物及其理念已經算漫長,他要做的事太多。《全球目錄》之後,他成了個人電腦時代最早的吹鼓手,積極宣揚起黑客精神和信息的免費化趨勢(他的另一句名言:「資訊渴望被免費(Information wants to be free. 也有人翻譯成『資訊渴望自由』)」),隨後是呼籲移民太空,以及聯合創辦美國最早也是影響力最大的網上論壇之一「WELL」。最近幾年,他又致力於氣候變化、全球城市化和生命科技這三個領域。

彼得.杜拉克曾將布蘭德追隨的麥克盧漢和富勒喻為「科技的吟遊詩人,也是狂熱的科技傳道者」,這兩個稱號同樣適合布蘭德。整整四十年,布蘭德忙於扮演著新技術、新趨勢的探路者,以及現在與未來的連接者。他像來自未來的人,總試圖基於未來之果去改善當下之因。

人類的未來有多長?布蘭德並未給出答案。但他於 1996 年聯合創辦的「永今基金會」(Long now foundation)正在美國內華達州建造一台運行一萬年的巨鐘。顧名思義,今日可以是 24 小時,也可以是一萬年,端賴於你怎麼設定自己的世界觀。

雜家

布蘭德並非尋常媒體人,他做出版不是因為自己是個老手,而是很多想法憋了十年,需要分享。

他 1957 年進入史丹佛大學,讀生物學。當時矽谷尚未成為全球科技產業中心,蘋果、甲骨文等公司還要十多年才出現,但關於科技與人類世界的關系的思考已經出現。

這是一個時代的分水嶺。在那之前,是二戰之後萬物復甦的舊世界,所有人貪婪地享用著和平帶來的繁榮和平靜,代價是:國家主導一切,個人扮演國家機器的螺絲。正如金斯堡所總結的:「感覺和感官經驗的明顯收縮和思想上的機械式紊亂,導致了冷戰的爆發…… 麻木冷漠就此開始,頭腦和心臟被分割、頭顱跟軀幹被分離,思想也被機械化。」在那之後,則是個人的重新覺醒,人們不再甘於循規蹈矩,不由自主的投奔了由新技術、新觀念、搖滾樂、迷幻藥和自由市場組成的新世界。

第一個影響布蘭德世界觀的人是他的老師保羅.艾爾利希(Paul Ehrlich),後者日後關於人口增長及其影響的兩本著作被收入了《全球目錄》,但布蘭德在校時,艾爾利希的研究方向是生物進化學,其結論是,與傳統的二元論不同,個體既是完整系統的組成部分,也自成系統。個體、群體及所在的環境處於一種持續的交換之中,以至於難分彼此。

這個觀點的影響力持續良久。布蘭德是美國最早呼籲美國政府公布地球全景圖的人,就因為他希望更多人能以更宏觀的角度審視自己和世界的關系——日後他出版的每一期《全球目錄》都以地球的照片作為封面,不僅如此,他曾專門在《最後的全球目錄》(The Last Whole Earth Catalog)的封底的地球照片上注明:「我們無法拼湊它,它本渾然一體。」(需要說明,賈伯斯的演講中提到的印有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的那期並非 1971 年的《最後的全球目錄》,而是 1974 年出版的《Whole Earth Epilog》)。

和冷戰中成長的大多數年輕人一樣,布蘭德尋求一切能在日常生活中實現自我解放的方式。異常幸運,他先後邂逅了東海岸的先鋒藝術組織 USCO 和住在西海岸的《飛躍杜鵑窩》作者肯·克西(Ken Kesey)和他率領的「快活的惡作劇者」(Merry Pranksters)。

USCO 是個半表演群體半公社的混合體,他們既著迷於東方神秘主義,也樂於接受新技術。他們利用不同的技術營造演出氛圍,但其先鋒演出的目的改變觀眾對世界的觀念。混跡其中,布蘭德接觸到了諾伯特·維納(Norbert Weiner)、巴克敏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和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

維納最早提出,人在某種程度上也是機器,而機器可以像人一樣被授予有目的的行為。他的「控制論」(Cybernetics)融合了無線電通訊、神經生理學、心理學、數學邏輯、媒體學等十余個學科,最後從對機器控制的研究返回到對真實世界的分析:生物、機器和社會三者都是相似的,都是一個通過處理信息實現自我調節的系統。某種意義上,他和艾爾利希的研究有著一致性:他們都反對簡單的二元對立,而將信息往返視為系統自我完善的方式。

幾乎同時成名的富勒和麥克盧漢則擁有著南轅北轍的觀點:富勒認為科技通往神性,完美的科技造就人與宇宙的終極和諧,而麥克盧漢則將科技視為人的延伸,是人類改善自我得以進化的方法。雖然觀點迥異,但在對科技懷有敵意、將計算機視為冷酷機器的時代,這兩名科技主義者可謂大道相同。而他們讓並非工程師背景的布蘭德開始思考:技術既是社會轉型的力量,也可以是文化創作者的工具。

時勢造英雄,維納、富勒和麥克盧漢均在當時成為名人,即使當時人文和科技兩者涇渭分明,1960 年代社會上下各種人都樂於尋找認知這個世界的方法,足令今天我們所處的這個娛樂至死的時代汗顏。

相比 USCO 給布蘭德帶來的知識結構上的沖擊,肯·克西為他創造的則是精神的解放。布蘭德因讀了《飛躍杜鵑窩》而給克西寫信表示傾慕,從此之後進入了對方的圈子。在克西那裡,他嘗試了 LSD 等迷幻藥,以及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以來波西米亞式的生活方式。

在此之餘,布蘭德還曾去到俄勒岡州中部的印第安保留地拍攝宣傳冊,在長達三年的時間裡斷斷續續接觸黑腳族、納瓦霍族等印第安種族的文化。印第安世界中,人與土地的和諧共存讓已經感到白人社會專業卻內心分裂的布蘭德深有感觸,也讓艾爾利希到維納的種種觀念得以回響。

人們是否可以像上帝一樣活?像上帝一樣俯瞰這個世界、理解這個世界完整的運轉規則、上帝般無所不能、對地球的未來負責?這成了布蘭德終其一生的核心觀念。

在那個蠢蠢欲動的時代,布蘭德的機緣得天獨厚,長達十年介於科學與藝術、非主流文化和印第安人文明的之間游歷,讓他釋放了自我,更成為發出某種聲音的獨特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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