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red 硬塞】拜登集結「反壟斷全明星隊」迎戰科技巨頭

任命琳娜・可汗出任聯邦貿易委員會職務,將讓主張反壟斷的有志之士在舉足輕重的職位上發揮,正如日前吳修銘出任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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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來自 Wired《Biden Is Assembling a Big Tech Antitrust All-Star Team》,作者 Gilad Edelman。台灣康泰納仕集團授權提供,本文由譯者 Linden Chen 翻譯並經 INSIDE 編審。

在民主黨總統初選期間,幾個候選人在競選活動中一再強調會用反托拉斯法打擊科技巨頭,但拜登並非其中之一。當他贏得提名,並最終贏得總統寶座時,矽谷的高層們可能覺得鬆了一口氣。

如今他們如果再這樣想,似乎是搞錯了。

星期二早上,《政客雜誌》(Politico)報導,拜登預計提名法律學者琳娜・可汗(Lina Khan)出任聯邦貿易委員會的缺位。聯邦貿易委員會是執行反托拉斯法當中,最有權力的機構之一。而可汗是這波針對科技巨頭執行反托拉斯法運動的先驅者。2017 年 1 月,當她還在耶魯法學院念書時,她在一夜間因為發表一篇名為〈亞馬遜的反托拉斯悖論〉論文而在學術界聲名大噪。這篇論文不只鎖定亞馬遜的反競爭行為,也對反托拉斯法體制提出鏗鏘有力的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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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學者琳娜・可汗(Lina Khan)。

去年,身為眾議院反托斯小組委員會的一份子,她在對臉書、亞馬遜、Google、蘋果進行具有指標意義的調查中扮演重要角色。現在,可汗即將成為反托拉斯體制內的一員。(作者透露:可汗和自己一起進法學院,至今他們仍保持友好。另一方面,可汗並沒有回覆這次的採訪邀約。)

可汗將是過去幾天以來,被延攬進拜登政府團隊中第二高位對科技巨頭持批評意見者。上星期,拜登才提名吳修銘(Tim Wu)入主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擔任科技與競爭特別助理。吳修銘是哥倫比亞大學法學教授,和可汗是同事,最出名的就是創造出「網路中立性」(net neutrality)詞彙。他在 2010 年發表著作《總開關》(The Master Switch)前,很少會有人把「科技」和「反托拉斯」放在一起討論,但他那時就警告,新的通訊技術會帶來壟斷。近幾年,他成為對臉書、Google等受益眼球經濟企業,立論最扎實的批評者之一。

可汗和吳修銘都是那種會為伊莉莎白・華倫(Elizabeth Warren)團隊工作的人。事實上,拜登延攬這些人進團隊,到目前為止釋放出最強烈的訊號是,拜登政府對科技業和反托拉斯的重視程度,可能超過各界過去所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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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可汗任命案屬實,而且通過國會聽證會審查,她將是聯邦貿易委員會 5 位委員中,3 位民主黨員之一。這代表她無法自行決定聯邦貿易委員會政策走向。不過,她的任命案仍特別具有重要性。可汗曾寫過文章指出「反壟斷工具箱」裡面所有工具的用途,而非只是打擊個別企業而已。確實,聯邦貿易委員會有很多工具,但過去不太常使用它們,即便是對科技巨頭罰款,金額卻不痛不癢。但這些政策工具確實存在。

如同美國司法部,聯邦貿易委員會可以擋下合併案,並對企業提告,就像去年 12 月對臉書提起訴訟一樣。而國會也授予聯邦貿易委員會權力,雖然過去很少用,但如今他們可以發布具有法律約束力的規則管理公平競爭。即便國會不採取行動,聯邦貿易委員會也可以在有限的範圍內改革法律。

「我的夢想是,未來將開始編寫競爭規則,明確指出哪些行為是被禁止的。」反壟斷智庫開放市場研究所(Open Markets Institute)法務總監桑迪普・瓦西森(Sandeep Vaheesan)在去年底的一場專訪中表示。「因此,將不用為每起壟斷案進行訴訟,花費 3 到 5 年時間,只需制定規則,指出以下做法是違法的—無論是結果明確無疑,或是你在訴訟中占上風都一樣,」他舉例,聯邦貿易委員會可能發布規則,禁止雇主讓員工簽署競業條款。

也有人針對可汗在聯邦貿易委員會的角色討論,顯示人們對反托拉斯和競爭政策的共識已經發生很大變化。從 1970 年代晚期到最近,不管是民主黨人、共和黨人,都對公司壟斷抱持放任態度。在歐巴馬執政期間,反托拉斯法執法依舊軟弱,讓併購案達到歷史新高。

可汗獲拔擢出任聯邦貿易委員會,與其說是引發對反托拉斯意識型態的轉變,不如說是反映已經發生的既成事實。

但歐巴馬時代也見證反壟斷運動誕生,可汗還是運動的主要成員。

這個運動主要從反壟斷團體開放市場研究所開始。這個研究所是財經記者貝瑞・林恩(Barry C. Lynn)2010 年創立,地點就位在智庫新美國(New America think tank)裡面。可汗就在 2011 年草創期時,由林恩雇用進來,那時她還只是大學應屆畢業生。在整個 2010 年代,林恩、可汗與智庫其他成員在以政策為主軸的雜誌中,發表一系列具有深度的文章,如在《華盛頓月刊》(Washington Monthly)點出,反托拉斯法執法鬆懈,造成很多弊端,從收入不均到創新能力下滑,再到美國小農的貧困處境都是。(新美國從 Google執行長施密特(Eric Schmidt)得到大筆資金。但在 2017 年,當林恩讚美歐盟對 Google開罰後,他和他的團隊就被迫離開。直到現在,新美國和 Google 都否認林恩的離開和他當時的言論有關。目前,開放市場研究所依然維持獨立運作。)

壟斷正在扼殺經濟的觀念,一直處在有點邊緣的位置,直到歐巴馬時代晚期政府內外人士開始意識到問題嚴重性,才得到廣泛關注。當時的總統參選人希拉蕊即便從未把相關概念納入政策平台的主要層面,她仍在 2015 年底發表評論,承諾當選後會加強反托拉斯法的執行。川普勝選後,民主黨愈來愈傾向把競爭政策當做是傳遞給選民訊息中的關鍵部份,爭取更多勞動階級選民認同,並和他們產生連結。就算是那時候,科技巨頭也幾乎不在討論範圍中,或許是因為民主黨仍把臉書、Google 視為重要盟友。但當對矽谷的強烈反對聲浪排山倒海而來時,科技產業也開始意識到,自己成為反托拉斯新的討論重心。

同時,儘管總統尚未任命司法部反托拉斯部門主管,拜登政府正悄悄和與新反托拉斯運動有關的人士接觸。這運動有時被稱為「New Brandeis movement」,或者更令人反感的說法是「文青反托拉斯運動」。此部門交接團隊包括莎拉・米勒(Sarah Miller),她曾是開放市場研究所的一員,自己現在也在經營另一個反壟斷團體—美國經濟自由計劃(the American Economic Liberties Project)。反托拉斯的有志之士們開始進入管理與預算部門、農業部等機構。拜登的國家安全顧問傑克・沙利文(Jack Sullivan),過去是希拉蕊競選時的高級顧問,現在也為拜登團隊注入一些反托拉斯的想法。倘若可汗任命案過關,她獲拔擢出任聯邦貿易委員會,與其說是引發對反托拉斯意識型態的轉變,不如說是反映已經發生的既成事實。

在過去一年間,拜登把自己上任處理疫情的挑戰,和富蘭克林・羅斯福帶領美國走出經濟大恐慌陰影相提並論。1.9 兆美元經濟刺激法案的過關,是他認真看待羅斯福的跡象,而反托拉斯的整頓可能是另一個。

小學生通常把特奧多・羅斯福理解成「托拉斯剋星」,但事實上,他的遠房表弟富蘭克林・羅斯福打開美國近代最活躍的反托拉斯法執行序幕。如果拜登的人事任命案意味著像聯邦貿易委員會的機構將更積極行使權力,影響將會很大—而且不只侷限在科技產業,像是醫院、藥房、農業也和搜尋引擎、電商一樣集中。反托拉斯的有志之士們認為,解決這種企業過度集中的問題,將讓美國改頭換面。而且他們有機會證明這很快就會發生。

責任編輯:MindyLi
核稿編輯:A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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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社會包容力 ─ 每一簇的數位星火

過去一年,新冠肺炎讓全球進入一座大型數位轉型實驗室,小從日常飲食、上班上課,大至城鄉發展,這波加速的數位轉型,並不會隨疫情退散而消失,正因如此,影響社會各層面的「數位包容」顯得格外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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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國際數據資訊(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預估,2020 ─ 2023 年,全球與數位轉型相關的直接投資金額,每年以 15% 增速成長,2023 年將達到 6.8 兆美元,建立起強大的數位平台與生態系。在台灣無論是在深山林裡、海濱小村、城市邊緣的各個角落中有許多善用科技,結合創意與行動力量,讓不分年齡、行業的每一份子,在數位轉型的進程上不脫隊。

長年在東海岸投入偏鄉工作的師大教授須文蔚,可說是弭平城鄉落差最有創意的實踐者。他主持的宜蘭花蓮數位機會中心(下稱 DOC)、「教育部邁向數位平權推動計畫」,替鄉村裡的學童、老人家、新住民、返鄉青年,找到了夢想和方向。

弭平城鄉落差 DOC數位機會中心創意無限

談到數位包容,須文蔚強調,科技固然是必要工具,但「偏鄉機會不在於昂貴的 ICT 投資,而在於創新應用的推廣,以及人際脈絡的連結」;花蓮的宜昌國小就是很好的例子。DOC 多年來推動「小攝影師的三個大夢」計畫,向各界募集二手相機給孩子課後使用、邀請公視導演開攝影課,並攜手瑪利亞社會福利基金會舉辦公益競賽;而宜昌國小的學童在學會了攝影技能後,把海邊淨灘撿到的垃圾全程影像紀錄並以攝影展呈現,提醒各界重視環保,得到那一年公益競賽第一名。

DOC 募集了超過 600 台二手相機,為孩子辦理課程與攝影展。圖右二為須文蔚老師。Photo Credit:須文蔚老師

須文蔚笑說,別小看孩子的決心,「他們現在到夜市會自己帶容器,還叫老闆不能用塑膠袋。」偏鄉的孩子們能夠自發推廣環保理念並化為行動,最初的起心動念竟是攝影課和公益競賽。

偏鄉有自己的智慧 只是需要輔助工具與科技

「智慧在偏鄉,地方從自己的獨特條件中,都找得到可能性;他們需要的是工具,我們就從旁協助。」須文蔚說,從創意發想、熱血實踐、再加上科技的臨門一腳,讓偏鄉的成員不再單打獨鬥,彼此有了連結,成為榮耀的共同體。DOC 替偏鄉導入的科技也與時俱進,像是使用 3D 列印建模,製作具地方特色及 Logo 的商品;近期也運用網路視訊電話,號召十多名志工,每天上線陪獨居老人聊天,「一開始大家很尷尬,但一年多下來,視訊成了日常,老人家也習慣科技結合人性的陪伴。」

儘管在偏鄉已有豐碩成果,但須文蔚坦言,數位包容仍有許多困境必須克服,例如科技的導入涉及跨部會的整合,遠距醫療、電子支付,都待進一步解套。「高齡的月琴阿嬤十多年前就來跟我們學電腦,一路在社區工作上陪伴我們成長。兩年前,她身體不適,請村長載她到市區看病,一個多小時的車程說說笑笑,沒想到抵達醫院不久就過世。」須文蔚說,偏鄉往返醫院的成本極高,遠距醫療若能普及,早期治療與預防,這樣的悲劇或許可以減少。

瑞穗 DOC 最認真的資深學員月琴阿媽能用滑鼠畫出美麗的蝴蝶。Photo Credit:須文蔚老師

面對疫情 餐飲小商家需要數位包容的保護傘

數位包容的範圍並不限於偏鄉,即使在城市中心,也可能面臨不平等與差距。過去兩個月,全台三級警戒,首當其衝的小型餐飲店家。相較大型業者,它們更缺乏資源來因應突如其來的疫情衝擊,例如原料採購成本提高,就使得小商家更顯弱勢。為弭平差距,透過共同採購、成本分攤、借重數位平台的雲端廚房,或許可成為選項之一。

中央廚房連線全台 19 個衛星廚房 Just Kitchen 提高美食製作及遞送效率

Just Kitchen 便是台灣首家雲端廚房業者,創始成員均來自台灣,憑藉代理國際餐飲品牌的經驗,將原本的中央廚房改裝,結合 AI、大數據、銷售分析,成立了雲端虛擬廚房,於去(2020)年 3 月開始推廣。Just Kitchen 行銷長 John 指出,所謂雲端廚房,就是純粹製作外送餐點,透過流程簡化及共同採購等各項優勢,打造更有競爭力的商業模式。

科技部門及大數據部門 餐飲商家進入市場 快速無痛且精準

除了經營自有代理品牌如 Fridays 的外送餐點,Just Kitchen 也與傳統業者如鬍鬚張、大三元攜手,替品牌設計適合外送的菜單,協助轉型擴大客源;未來更不排除與小型業者合作。營運長 Kent 指出,Just Kitchen 內部成立了科技部門及大數據部門,前者協助餐飲業者快速上線、有效執行營運 SOP 如庫存及管銷等;後者則分析人口特性、手機使用習慣、不同族群的喜好,以便更精準觸及客戶群。

以滷肉飯商家為例,在疫情衝擊下必須從原本的內用模式,快速無痛轉型至外送,即可借重雲端廚房。「我們替品牌業者全新設計外送菜單、採購食材、烹調製作、上架宣傳,再分潤給品牌夥伴。」Kent 指出,雲端廚房可協助既有品牌快速轉型、也能降低新品牌進入市場的門檻,還能將地方美食向外推廣到不同區域。

虛擬廚房界成長最快速的 Just Kitchen ,創始成員左至右分別是:策略長劉揚、營運長吳得暉、執行長陳星豪、行銷長游竣文、資訊長林效誠。Photo Credit:Just Kitchen

台灣美食揚名國際 寄望雲端廚房

日本的壽司、義大利的 Pizza、泰國的 Patai,都是不分國界朗朗上口的美食;台灣目前除了珍珠奶茶,尚未出現國際級的代表性美食。Just Kitchen 行銷長 John 指出,台灣的美食如此多元,卻不具備足以匹配的全球知名度,相當可惜;因此 正在計畫將牛肉麵、滷肉飯等推向國際。Just Kitchen 在台灣及香港的雲端廚房已經上線,未來還有美國、菲律賓、新加坡即將開站;有朝一日,台灣的一個小小店家,或許也能藉由像 Just Kitchen 這樣的平台,揚名全世界!

不遺漏任何人的數位包容島

不論是 DOC 運用科技推動資訊教育、地方創生、農村商機、文化紀錄,抑或是 Just Kitchen 雲端廚房為微小企業帶來的新希望,都與聯合國亞太經濟社會委員會(ESCAP)在今年三月提出的疫情報告《因應新冠疫情:不遺漏任何國家》,相互呼應聯合國數位政府永續目標 — Leave no one behind,檢視最脆弱的社會部門,並透過加強區域合作來改善。

以台灣的科技產業強項,再結合多年來政府與民間攜手在數位包容工作上的創意與經驗,相信並期待種種在台灣「Leave no one behind」的嘗試與成果,成為台灣貢獻國際社會的有力切入點,當在地的數位包容經驗走向國際,台灣也更能被世界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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