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對於關注大小社會議題、對抗暴力與極權的人權工作者來說,他們每日醒來的第一件事,多是打開手機,查閱最新資訊、回覆訊息。人權工作數位化,國家的力量亦伸進數位世界,沿著海底電纜將勢力拓張至世界各個角落,對 NGO 進行反擊。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的「Citizen Lab」(公民實驗室),以 CC BY-SA 4.0 發表「跨國數位壓迫」(transnational digital repression)的報告,摘要各地跨國數位壓迫的理論、實例與工具。
從「跨國壓迫」到「跨國數位壓迫」的四個階段
報告引述學者 Moss 與 Michaelsen 等人的意見,指出「跨國壓迫在海外僑民,還有他們持續存有聯繫的威權母國之間,是長期被忽視的問題。」他們說明,人權倡議者與他們的家人、朋友,長期遭到傳統的間諜監控、暗殺或其他處罰所威脅。
早期的「跨國壓迫」對人權運動造成許多損害,但在國外,想要侵擾人權工作者成本不貲,使得威權國家必須耗費大量支出,觸及範圍也有限制。到了數位時代,「升級版」的跨國數位壓迫不再需要搭飛機,因而更加無孔不入。
Citizen Lab 透過研究者 Ronald Deibert 的研究,指出威權政府從「跨國壓迫」到「跨國數位壓迫」的四個階段:第一是「防禦性」的,包含建立網路長城,阻止居民向外獲取資訊;第二是透過法律、規定與標案,要求公私營單位將網路控制的觸手伸入社會各處;第三是網路監視、刺探目標,試圖擾亂網路生態;未來則是第四階段,在國際層級上建立獨裁的數位環境。
Deibert 點名的國家中,中國是少數有能力「自產自用」數位壓迫工具的政府,但許多獨裁國家亦向英國的「伽瑪集團」(Gamma Group)、義大利的「駭客小組」(Hacking Team)公司購買監控軟體。
Moss 與 Michaelsen 表示,他們使用最新技術識別、追蹤異議者的人際網絡,駭入社交媒體,安裝病毒,用網路釣魚獲取機密訊息,監視他們一舉一動,甚至竊取身分,
「數位通訊技術雖然讓社運人士的工具組合變得更多,卻也擴張了國家的壓制手段」。
臺灣很安全?跨國數位壓迫就在你我身邊
跨國數位監控最讓人不安的因素在於,只要你有一台聯網的數位裝置,你就在身處壓迫的範圍之中。衣索比亞民主倡議者 Tadesse Kersmo 就是一個例子。報告引用隱私國際(Privacy International)的調查,揭露 Tadesse 在受到政府多年騷擾與監視後,於 2009 年逃到英國、成為難民。他持續利用電腦與親友聯繫,並倡導民主運動,卻遭到政府以木馬軟體「FinFisher」監控。
臺灣或許不是明顯的跨國數位壓迫參與者,但不代表我們完全沒有牽連。Citizen Lab 引用自己的報告,2016 年臺灣總統大選前夕,香港一批民主運動者就收到署名為某臺灣非營利組織的電子郵件,其中所附的、存在 Google Drive 中的 RAR 壓縮檔案,包含了惡意軟體 UP007。同樣的 UP007,也在一次針對緬甸的攻擊中被發現。
許多中國民主運動者出逃海外,在澳、美、加等地成為跨國數位壓迫首當其衝的受害者。報告中引述政府、公民團體的調查,指控中國政府不斷運用數位工具騷擾國外的民主運動者。其中一篇澳洲參議院外交與貿易委員會的報告,表示中國官員會以家人的名義,用微信電話打給住在澳洲的維吾爾人,警告他們不可以說政府壞話,否則將對家人不利。
保持警覺與關注,避免跨國數位壓迫再次進化
如果 Ronald Deibert 的預言是真,跨國數位壓迫將從目前的「擾亂網路生態」演變為「在國際層級上建立獨裁的數位環境」。目前中國作為跨國數位壓迫最大的輸出者,不但對自家國民、西藏、維吾爾、香港,甚至臺灣人採取各種騷擾手段,更逐漸控制國際級數位平臺。除了社交媒體 Tiktok 是中國公司,登記在美國的 Clubhouse 或視訊軟體 Zoom,也紛紛爆出傳送資料到中國的疑雲。
作為跨國數位壓迫的前線,我們在使用各種數位服務前,應該仔細確認這些公司的信譽、app 要求的數位權限是否太多,並時刻關注資安訊息,避免個人資料變成監控的目標。更重要的是,當一個服務與極權國家過從甚密,別忘記我們手上還有許多反制措施,例如不提供真實資料、不將軟體安裝於私人手機中,甚至是對這些軟體的作為提出抗議,讓我們一起避免「國際獨裁數位環境」成真的日子。
資料來源:Citizen Lab
責任編輯:Mia
核稿編輯:Mindy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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