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red 硬塞】從自由走向混沌?網際網路神話的兩端

2010~2020年這十年的區間,科技造就的政治力量神話此起彼落,卻依然無定數。
評論
Photo Credit:AP/達志影像
Photo Credit:AP/達志影像
評論

原文來自 Wired《The Two Myths of the Internet》,作者 Siva Vaidhyanathan。 台灣康泰納仕集團授權提供。本文由譯者 Cher Chang 翻譯並經 INSIDE 編審。

2010年1月21日,當時的美國國務卿希拉蕊(Hillary Rodham Clinton)在華盛頓特區的Newseum 致辭時說,一個自由的網際網路所能帶來的力量與重要性。在過去的幾年中,網路平台讓世界各地的人們能夠組織捐血活動、計劃示威運動、甚至動員群眾進行大型宣揚民主的遊行等。 希拉蕊更進一步表示,「擁有串連全球訊息的管道如同通往現代化的匝道,而美國將盡力促成全球網絡、國際社群、和一個獻給所有人類的知識平台。」

希拉蕊也提到網際網路也有可能被操作成負面的工具,例如散佈仇恨與攻擊異議人士。不過她當年以「技術原教旨主義(Techno-Fundamentalism)」為出發點的言論,宣稱數位科技自然仍會傾向保障集會和言論自由。而這些科技平台背後的美國公司將宣揚美國價值、傳播民主、消彌國界、讓思想更開放。

聽起來是不是很完美?諷刺的是,十年後,希拉蕊卻因為某位善於操弄Facebook, Twitter, 跟YouTube鼓吹本土主義、保護主義以及種族歧視的政治素人輸掉總統大位。

希拉蕊當年稱之為「儲藏人類珍貴自由的紀念館」, Newseum也要關閉 ,正式成為過去樂觀主義的遺跡。

2010年初,人們極度天真的認為網際網路可以提升民主與地球的生活品質。但2019底,人們已經不這麼樂觀了。

希拉蕊的過度樂觀其實是有跡可循的。當年她關於「網際網路自由」的一段談話是在2011年突尼斯(Tunis)和埃及(Egypt)起義之前一年發表的。這理論才剛興起,再加上蔓延全球「Twitter引燃的革命潮」,讓這說詞有幾分真實。

不過,這說詞卻誤導了大家。抗議活動在 2010年12月於突尼斯爆發時,許多歐美國家的記者是透過Twitter的英語或法語貼文了解狀況,因而認為Twitter在傳播這場運動中起著比短信或Al Jazeera衛星電視台起更大的作用。但事實上,在革命爆發之前 ,突尼斯只有大約200個活躍的Twitter 用戶。 (Twitter直到2012年才有阿拉伯語版本 。)整體而言,該國 使用任何社群媒體的國民不到總人口的20% ,大部分人都使用手機發送短訊。就跟一班抗議者一樣,善用手邊有的溝通工具。

埃及也是如此。 2011年1月,全世界的人透過Twitter看到憤怒的人們在開羅、亞歷山大(Alexandria) 和塞得(Said) 港的街道不肯散去的景象,又再次誤會Twitter 不是只有國際化、受過教育的精英人士專有。事實上,2011年埃及 Twitter用戶總數不到13萬人 。然而,這一波運動竟也被計入Twitter革命的事證。

雖然Facebook,Twitter和YouTube的確讓城市菁英抗議份子在突尼斯和埃及的革命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這也並不是決定性因素。這些社群媒體定多是讓世界其他地方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但這些革命起初奏效(在埃及迅速且殘酷地逆轉,而突尼斯到今日幾乎難以持續)使科技至上的天真者忽略革命成功的其他關鍵要件,例如,幾十年來為這種機會做準備的活躍組織,以及掌握削弱政權的特定經濟和政治失誤等資訊。

這兩場革命的速度,每場都在短短幾週內導致領導人下台,這也使觀眾認為當年其他國家的革命也是如此。當世界看著開羅和突尼斯的街道時,巴林(Bahrain)、黎巴嫩(Lebanon)、和摩洛哥(Morocco)的示威指也正在進行革命或改革。

摩洛哥國王穆罕默德六世(Mohammed VI)確實進行了適度的改革,利比亞的類似起義在 2011年8月才推翻獨裁者穆阿邁爾·卡扎菲(Moammar Gadhafi)。但不幸的是,敘利亞直到今天仍飽受內戰摧殘,而巴沙爾·阿薩德(Bashar al-Assad)依然掌握政權。

儘管如此還是浮現了Arab Spring不敗神話--親民主改革者透過Facebook和Twitter激發了廣大民眾的注意力。這就是為何大家當初如此看重希拉蕊當初的「網際網路自由」理論。

Facebook和Twitter充分利用了這些公關形象讓政治和政策圈中得到更多重視。同時,社群和數位媒體大肆擴大其影響範圍。到2018年, 超過3500萬埃及人(佔人口的三分之一)定期使用Facebook,而超過200萬人使用Twitter。Facebook在手機出廠就已經裝在手機裡,順利讓它從沒什麼人在用發展到幾乎全球人都在使用。過去十年來,Facebook成為數十億人了解周圍世界的主要方式。

2019年Facebook更是脫穎而出,成為聚眾、組織活動的超強機器。某種程度來說,的確也符合十年前大家對它的期待。想在全國購物中心內聚集反川普的抗議者或動員本土主義公投的支持者?那麼Facebook就是聚集這群人採取行動不可或缺的平台。其全球的規模、精準的廣告平台、與操縱情感的內容趨勢,都讓它成為所有政治組織者所不可或缺的超強平台,也是有史以來最有感染力的工具。2010年初所預言的網際網路神話在這部分而言倒也成真。

然而,健全的民主體制需要的不只是情緒的感染力,而是討論交流。這些跨國數位平台雖然讓有心人士向數十億人散播錯誤信息和新聞,卻無法成為培養不同主張的人民如何分辨假新聞、與理性辯論的天地。

很遺憾的是,這些平台再怎麼優化,也不會以鼓勵民眾探討下個十年的重大議題(如移民,傳染病和氣候變化等)為目標。

讓人們快速結盟並餵養刺激他們立場的訊息,可能反而使不同派系對於中立機關例如學校、新聞、科學更加不信任。當初樂觀看待網際網路的想法很快在2011年的數位革命黑暗面中漸漸消失。

其中,有兩大政治事件真正戳破網際網路的美好想像。首先,是前情報局廠商斯諾登(Edward Snowden)2013年所披露當時政府如何在沒有經過同意的狀況下,隨意拿取主要數據公司的使用者資料,並用投過秘密渠道追蹤與建立國民檔案。我們瞬間意識到,原來看似「無害」且當初用來做到更客製化的服務的追蹤我們偏好、表情、和想望等系統,其實開了大門給濫用資料的政府單位。隨著斯諾登(Snowden)的揭露,大規模數據追蹤的潛在危機成為熱門話題,也讓社會大眾對於分享個資越來越小心翼翼。

第二個驚人的新聞莫過於《衛報》 和 《紐約時報》 所揭露的劍橋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事件。當時,聲稱擁有一個神奇的公式,可以心理分析的方法分類用戶,並將這些建置好的心裡模型賣給全球各地的政治活動運作。

照理來說這種虛假的資料分析應該在2016年就玩完了。畢竟當初仰賴劍橋分析的克魯茲(Ted Cruz)的總統競選失敗了。同年夏天,劍橋分析董事會成員班農(Steve Bannon)掌管川普(Donald Trump)的總統競選活動時,也曾想引入劍橋分析的服務。不過川普競選團隊才沒那麼容易上當。他們不需要劍橋分析兩年前的用戶歷史數據。他們早就有了Facebook的精準行銷工具以及其員工操盤。當時,Facebook欣然接受對這群選民精準投放的機會。

與劍橋分析員工同坐聖安東尼奧的辦公室, Facebook員工協助川普 在競選中將選民分類並根據不同區隔客製化訊息,以提升募款,集會出席率,說服,並最終投給該候選人。川普以多出不到80,000票數在三大關鍵州險勝對手。當年影響選民的因素有千百種,但川普的數位競選活動負責人帕斯卡爾(Brad Parscale)對於Facebook有能力區隔不同選民並煽動潛在選民,也許是勝出的關鍵。

Facebook推了川普一把就像當初在菲律賓幫Rodrigo Duterte、在印度協助Narendra Modi一樣。2018年,Facebook也同樣幫助了獨裁派的巴西總統候選人,博爾索納羅(Jair Bolsonaro)一舉奪位。博爾索納羅(Bolsonaro)和莫迪(Modi)一樣,把競選活動主力放在Facebook、YouTube、和Facebook旗下的WhatsApp。

同時,新聞媒體也披露Facebook在擴大緬甸種族滅絕事件以及印度和斯里蘭卡宗派暴力事件中扮演關鍵角色。其他網路服務也被認為是協助傳播暴力與仇恨內容的罪魁禍首。報導概述了YouTube的推薦引擎如何推薦網路遊戲迷們觀看仇女和種族歧視的影片;報導中也提到,Twitter上充滿各式暴力言論的聊天機器人和內容,旨在破壞世界自由民主機制。

最終,2010年的神話變成了另一個神話:當初我們認為網路平台將幫助廢除世界各地的獨裁者,最後卻發揮相反作用,反而增強獨裁與支持威權政權。這兩個極端並非都是錯的,但卻沒有引導我們更清楚如何面對過多集中的權利。科技決定一切、也影響一切。

隨然Facebook擁有25億用戶,遍及100多種語言的用戶,但與我們任何的溝通工具並無不同。我們可以批評和關注Facebook,但不應把矛頭都指向它。也就是說我們不應把劍橋分析當作007電影裡面的壞人而把一切錯都怪罪他們。記住,Facebook只是放大並集結了世界上已經存在的危機。

科技與使用者並不能完全切割。正如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所說,科技其實是自我的延伸。因此,使用這些科技只會放大我們原有的偏見。沒有任何一項科技可以透過設計變得中立。科技讓某些行為更直覺,讓某些更難以展現,也需要花費更多力氣才能發現並糾正任何偏見。

Facebook、Twitter、和YouTube當初也不是用來破壞科學或灌輸種族主義的工具。它們只是剛好成為實現這些目標的最佳方法。或許這些工具更適合更進化人類。科技沒有固定使用方式或用途。時間久了,人們也會影響科技,而科技也會造就人類,並不是個簡單的辯證過程。

我們能以理性的成年人的方式去慢慢思考與說話的能力,持續下降。右翼宣傳的目標很少是炒短線,例如贏得選舉。他們的目標是改變人們心中可能或合理的範圍,以擴大可接受範圍。這是一場打破規範的漫長游戲,一但成功就會在政治上獲得勝利。

我們雖然有能力抵制這些科技產生的垃圾,但這需要先意識到問題和堅定的政策、法律、和法規配合。我們需要培養判斷力,才能分辨什麼樣的人生是好的,以及該支持什麼樣的機構或科技讓我們真正過上好日子。

邁向新的十年,我們卻對本應改善我們生活的溝通科技所帶來的監視、政令等感到加倍焦慮和憤世忌俗。儘管希拉蕊2010年的演講現在聽來格外諷刺,它還是鼓舞著我們更主動了解目前已建構的全球資訊環境,並繼續築夢未來更美好的環境。

責任編輯:Chr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