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國會開講】翟本喬:黃國昌除弊,我是來興利

翟本喬:「民眾對時代力量的印象,多半都是黃國昌努力在台上積弊、諮詢,但一個政黨除弊是不夠的,還得幫助民眾興利,這就是我加入時力的原因之一,可以站在科技產業角度,提出好的政策幫大家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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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使一部分人稱他為「神」,也有一部分人最近不斷攻擊他的國籍問題,但約定採訪這天,披上時代力量戰袍的翟本喬倒是神情自若,好像就準備跟街坊話家常一樣出現在台北街頭,與我們碰面。

法規 debug 小組,讓他願意披上時力戰袍

翟本喬自述,「民眾對時代力量的印象,多半都是黃國昌努力在台上揭弊、諮詢,但一個政黨除弊是不夠的,還得幫助民眾興利,這就是我加入時力的原因之一,可以站在科技產業角度,提出好的政策幫大家賺錢。」

另外,翟本喬也提到,除了黃國昌、邱顯智親自邀請之外,時代力量俗稱「法規 debug」的產業法規體檢小組雖沒有太多鎂光燈聚集,但 2017 成立至今解決了不少產業問題。

「依據企業提出的法規問題,時代力量會找尋對應的小組成員進行討論,包括專家、業者及學者等任何熟悉該領域的朋友,都可以加入提供意見。待結論出爐後,就交付黨籍委員進行對應的提案修法或與行政部門溝通,逐步化解障礙。」-出自時代力量

事實上翟本喬自己就是法規 debug 小組第一個案件;公司法 356 條中規定,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股份轉讓之限制,應於章程載明。再講白一點,閉鎖型公司只要符合章程的規範之內,就應該可以自由交易股票。但當時翟本喬卻遇到經濟部的章程範本卻寫著:「股東轉讓股份時,應得其他股東事前之同意。」

這原本應該只是一個「範本」而不是規定,但當時翟本喬想轉讓股份時,卻因為公務員看到章程範本寫著「應得其他股東事前之同意」,承辦人看到這範本而不敢接受。但時代力量法規 debug 小組跟黃國昌就馬上跟經濟部商業司溝通,建議經濟部修改章程範本,讓公司可以自行訂定轉讓限制的文字。

這次經驗,也開始讓翟本喬認同時代力量是個實事求的政黨,願意披上他們不分區立委候選人戰袍另一個重點。

副院長這個政策不分藍綠

翟本喬所提出的科技政策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倡議行政院應該多增新設一個副院長,來專責政府數位轉型的工作。他提到其實過去行政院確實是有推行「數位國家發展方案」,部會、政委也是很努力做出成果;但這麼做一方面是國發會、政委跟各部會是平行的,不僅不一定每個部會的業務都熟,也沒辦法用上而下的方式有效率地推動。另一個問題也在於院長、副院長本身就已經夠忙了,實在很難還兼顧數位轉型這麼重大的策略。

「而且重點是,政委叫不動主計總處;只有院長、副院長才叫得動。這個政策是不分藍綠,都應該推行的。」他說到不管張善政、蔡英文都有提出類似的做法,但像張善政提出若要用一個「數位創新委員會」來執行數位轉型,它其實就像美援時代的經建會,根本是一個小內閣,但現在台灣已經不適合這樣的架構了,反而應該請一位副院長成立權力較小,但機動性較強的小組辦公室來跟和各部會溝通執行。

「那如果真的新設了一位副院長成立小組辦公室,它最主要第一個任務是什麼?那政府數位轉型應該又做什麼?」我們提問。翟本喬說,他第一件事光盤點各部會資訊系統的痛點,並增加收集「民怨」的能力可能要得花上一年了;但政府數位轉型讓民政有感的最終目地,應該是提升行政效率。

「我舉個例,現在民眾收到政府公文、法院傳票都還非得用掛號信不可,但為什麼不能綁自然人憑證以後,直接寄 e-mail 讓手機即時收到呢?其實像那些水費、電費,都可以用電子郵件了,政府公文為什麼不行?我們甚至可以把原本的郵資返利給民眾來推廣,但要做到這些事,就政府整體、系統性的思維去佈局。」

比照以色列 8200 部隊的「研發志願役」

談到他的「研發志願役」人才培育政策,他分享了以色列的「8200 部隊」。8200 部隊以國安為由,不惜投入許多資源招攬以色列菁英加入,不只讓以色列成為全世界資訊情報能力最強的國家之一,對產業來說更重要的是把不少人把尖端軍方科技帶出,成立競爭力相當強的全球性新創。

▲翟本喬的研發志願役構想出自以色列8200部隊。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達志影像

像雷達新創 Vayyar 就是其中之一,這間新創做的穿牆雷達原本是軍方拿來偵測建築裡的恐怖份子,但這間新創的民用版就能在一個名片盒大小的機器裡裝上 72 支 MIMO 天線,用毫米波雷達探測週圍做出可以穿牆的家居監視器、牆柱探測器跟乳癌檢測,就是 8200 部隊出來的。

「這個研發志願役應該用比台積電更好的薪資水準招攬台灣菁英,投入台灣應該發展的尖端科技,它的潛在價值會比台積電還高!」翟本喬說,資安就是值得投入的領域之一,「像以色列的 Stuxnet 病毒就成功攻擊了伊朗核電廠,如果殲 20、中國飛彈都有我們的病毒,那是不是不用怕他們打過來?」此外他也認為像 ARRC 前瞻火箭研究中心十年若有類似的作法,現在能達到的程度一定不一樣。而且台灣研發志願役可以也不限於國防用途,材料、食品,只要技術到達先端水準的都可以。

怎麼發揮台灣的客製化優勢?

第三則是他也在時代力量發表會上提到的「台灣製造服務公司」;就像他在記者會上所說的,「台灣不太擅長從 0 擅長從 1,但從 1 到 N 就很不錯」,台灣真正強的能力就是客製化;而這間公司要做的是專為國外科技業、新創作從設計到代工一條龍的生意,而且不只收服務費,而是鎖定新創的股份。

「這就像 Google 2001 年買伺服器買了一間 Rackable 的產品用股票支付,後來 Google 市值水漲船高,公司本身也獲利滿滿。」他認為這間公司應該由國發會主導,但由國發基金以 Fund of Funds 組合式基金的方式作東,廣邀台灣中大型企業成立。這麼做一方面可以共同承擔風險,但更重要的是台灣製造業可以從中直接找到顧客來源。

「以前外國新創都找上深圳華強北幫他們製造,但結果呢?像以色列新創 Pressy 就是一個很著名的故事,做一個可以控制 app 的小按鈕,好不容易群募了 69 萬美金,但沒幾天就被中國盜版,一家賣 18 元人民幣,一家賣 9.9 元,就連小米也抄用 4.9 元人民幣在賣。但這種東西台灣也能做,而且守法,守信,光以色列一年就有 250 家新創有這種實體製造需求。」

「這不有點像工研院、資策會現在有在做的事嗎?」面對我們問著,翟本喬表示工研院、資策會目前定位還是法人,定位是「服務業界」主要業務還是在執行政府有辦法監督的計畫,其實也不適合進行這種有風險的業務。

共享不能是藉口

2015 年翟本喬曾以《Uber 是一個對台灣有害的公司》指出共享經濟當時在台灣的問題,這篇文章也成為 INSIDE 史上流量第二高的文章。那過了四年時至今日,他對共享經濟在台灣的看法、觀察又有什麼改變?他認為,各國創投之所以瘋狂投資 UBER 不單單是為了獲利,而是極具戰略價值的「交通資料」,你去哪裡、你的交通習慣,都可以從資料看得一清二楚 。

因此他認為應該對這些新的資訊平台產業專設新的管制方式,第一是立法限制這些科技平台,必須將資料放到能被中華民國法律管轄內的地方。「用什麼雲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法院一有案件要求,這些公司必須馬上就調閱出來,不能用境外架構推託。」

第二則是要求這些科技平台在台灣產生的金流,其兩端都應該留在境內確保稅收,也同時避免業者打著「共享經濟」的名號逃避勞基法的規範。「但如果是那些保證 100% 願意配合台灣,但卡在法規進不來的業者呢?」「那就交給法規 debug 小組,讓他們研究到底該怎麼開放囉!」翟本喬笑稱。

最後我們不免俗的問:「如果你沒選上,接下來還會在時代力量扮演什麼位置?」翟本喬倒是顯得相當坦然回:「會繼續擔任時代力量智庫的角色囉!」

註:本文內容結合了 12/24 專訪與 12/26 發表會兩天採訪之內容

核稿編輯:Mia


疫情竟使童婚比例暴增?2023 年前將新增 400 萬女童被迫成婚

全球有無數女童正在面臨貧窮、家暴、性別暴力、失學的困境,在動盪不安的 Covid-19 威脅下,女童遭受的生命危機更勝以往,而你我都不該漠視。立即加入世界展望會的資助兒童計劃,不再讓悲劇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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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疫情、武裝衝突的影響下,阿富汗女性與兒童正面臨重大威脅,不僅人身自由、教育、工作等權利備受衝擊,近期更傳出 12 歲女童被強擄配婚給軍人的消息,使當地長期存在的「童婚」問題更加嚴重。事實上,不只是阿富汗,全世界仍有無數女童深陷在不安與恐懼中,面臨童婚、童工、貧窮,以及女性割禮等殘酷傳統文化等挑戰,這一關又一關的生存考驗,只因為她們是女生。

女童困境恐怕比你想像的嚴重——關於性別暴力、童婚

根據聯合國統計,每年有 1,200 萬未成年女童結婚,她們大多是因為民間習俗或經濟弱勢而被迫成婚,婚姻不僅逼迫這些女童放棄學業,其遭受家暴的風險也將大增,甚至被迫從事性行為,使得尚未發育完全的身體備受負擔;許多未成年少女因為懷孕或分娩併發症死亡,嬰兒胎死腹中或夭折的機率也更高。

來自緬甸的 17 歲少女荷拉(Hla)就曾是性別暴力與未成年婚姻的受害者。在她12歲時,一場重病帶走了她的母親,而酒精成癮的父親根本顧不了這些孩子,因此荷拉被迫離家、在街上討生活。為了尋求避風港,荷拉甚至嫁給了大她 15 歲的男子,並在 14 歲成為一名母親,但生下孩子沒多久後,丈夫便另尋新歡,留下荷拉和孩子相依為命。無助的荷拉為了不讓孩子跟著吃苦,只能忍著思念的痛苦,把孩子送到安置機構。

Photo Credit:世界展望會/荷拉小時候常跟著爸媽到各個城市的慶典或嘉年華活動兜售玩具,並以此維生。然而非常微薄的收入,根本無法支撐荷拉與 13 個兄弟姊妹的生活。

幸好在荷拉最低潮的時刻,遇上了世界展望會。在世界展望會的協助下,除了支持荷拉重建身心健康,也提供她職業訓練的機會,培養一技之長。僅管有些髮廊仍因荷拉的經歷而不願接受她,但在世界展望會的引薦下,現在的荷拉已找到一份穩定的髮廊實習工作,每月都能賺取 20 美元的薪水,並和同事們住在一起、彼此照顧。從街頭遊童到髮型設計師,荷拉因為世界展望會出現在她的生命中,而有了希望。

Photo Credit:世界展望會/荷拉說:「我住在街頭時,常常受到男性的輕蔑和不尊重。即使我根本沒有做錯事,也常常得躲避警察取締,生活充滿恐懼和不安。很感謝世界展望會的幫助和支持,我才能把自己的人生拉回正軌,創造更好的未來。」

女童困境恐怕比你想像的嚴重——關於失學、文盲、童工

荷拉的故事絕不是少數案例。事實上,許多女童不只遭受可怕的性別暴力,也因為貧窮或環境動盪,而被迫放棄受教育的權利,成為失學的童工,甚至不得不從事對身心發展有害的勞動工作。根據聯合國資料,全球童工人數在疫情的影響下,20 年來首次增加至 1.6 億;而全球約 7 億人口的文盲當中,女性就佔了 2/3。困在社會底層的弱勢女童,身心備受煎熬,急需你我關注。

印度女孩珊蜜拉,便是弱勢女童的縮影之一,遭遇令人心疼。珊蜜拉(化名)原本是個熱愛上學的女孩,14 歲時由於家中經濟無法負擔她繼續升學,因此被送到孟買與姊妹們一起工作,幫助家中生計。當時,珊蜜拉請妹夫幫她找工作,沒想到卻是噩夢的開始,妹夫將她送到人口販子手上,珊蜜拉被推入妓院工作,並經歷長達三個月地獄般的生活。

「只有我工作了才會有飯吃。如果我不工作,妓院老闆、甚至是客人就會拿皮帶打我。我被迫喝酒、他們會拿菸燙我的手。我一直在哭,求他們放我回家。」後來珊蜜拉得知自己陷入險境是受親人所害,整顆心都碎了。

Photo Credit:世界展望會/珊蜜拉好不容易說出那段記憶:「我經歷的那些,希望沒有其他任何女性需要經歷。我承受了非常多的痛苦,那是一段很難熬的時期。白天會有 12 到 14 個男人,晚上則會有 15 到 16 個。一整天工作完後,所有的女孩會被送到荒郊野外中的一棟建築物裡休息,整間房間裡只有一扇窗戶。因為太偏遠,即便我們大吼著求救,也沒有任何人會聽到。」

終於有一天,珊蜜拉和其他女孩們的工作場所遇到警察臨檢,珊蜜拉便趕緊抓住機會向警方求救。成功獲救的同時,同樣在場的妹夫和妓院老闆也遭到警方逮捕。接著,珊蜜拉花了數個月的時間輾轉換了好幾間避難所,最後終於回到家人身邊。

在家人的陪伴以及世界展望會的支持下,珊蜜拉終於踏上復原之路。由於人口販運的受害者往往受到許多暴力與虐待而留下嚴重陰影,這段遭遇遂成為她們心中無法說出口的痛,且大多數受害者因地處偏遠、經濟貧困,或是覺得丟臉、自責等心理因素,難以取得身心重建的專業支持。因此,世界展望會提供包括創傷後症候群、焦慮、憂鬱、恐慌、斯德哥爾摩症候群、藥物濫用等醫療與心理照護,讓更多像珊蜜拉一樣遭遇創傷的女童,得以重建生命。

Photo Credit:世界展望會/珊蜜拉現在加入了印度世界展望會的受害者支持團體,踏上了復原之路。

你有力量打破女童困境:資助 1,000名 女童,扭轉 1,000+ 個家庭命運

在 Covid-19 的疫情衝擊下,脆弱國家的資源更加緊縮,這也讓兒童面臨前所未有的考驗。世界展望會的分析報告指出,2020 年 3 月全球疫情爆發後,與 2019 年相比,童婚案例在許多社區暴增了一倍以上;而童婚的增幅速度,更攀升到25年來最高,若無法改善,預估 2030 年前全球將再增加 1000 萬名兒童新娘。

對於女童而言,貧窮、家暴、性別暴力、失學等問題是無法分割的,這些威脅往往彼此連動、加乘,為女童的生命帶來嚴重打擊。但從上述的實際案例可以發現,受困女童的命運並非不能扭轉,只要世界上某個角落的某一個人願意付出行動,女童的生命就有希望曙光。

世界展望會推動「資助 1000 個女童 挺聲而進 願景無懼」行動,期待在 10 月 11 日女童日前,能為 1000 個女童找到資助人,每個月 700 元,就能翻轉一個女童的生命,為她提供安穩的生存環境與受教權,並將這份改變延伸至女童的家庭與周遭社區,帶來正向影響力。讓我們一起阻止女童悲劇再次發生,現在,就加入改變世界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