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自己能夠改變世界:傳奇產品工程師 Mike Lee

Inside 有約訪到傳奇的產品工程師 Mike Lee,他同時也是世界上最讓人頭痛的程式開發者。他曾為阿拉斯加航空公司工作,也在 Delicious Monster 開發 Delicious Library 2(該產品曾獲 Apple Design Award),後來他創辦了 Tapulous,開發出知名的 iOS 音樂遊戲 app「Tap Tap Revenge」,離開 Tapulous 後又創辦 United Lemur,為現任美國總統歐巴馬開發2008年總統大選的官方選戰 app「Obama 08’」。他也曾為 Apple 工作過,Apple 專為 iOS 推出的「Apple Store app」即是出自他們的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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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ide 有幸約訪到 Mac/iOS 上知名的產品工程師 Mike Lee,而且約訪的過程本身也很有趣(這個部分將在第二篇文章告訴大家),不過他在台灣的知名度似乎並不高,或許有些人已經讀過 Linkwish 的 dAb 所寫的文章(註 1),以下就是 Inside 訪談的紀錄:

傳奇人物

Mike Lee 是傳奇的產品工程師,也是世界上最讓人頭痛的程式開發者。他曾為阿拉斯加航空公司工作,也在 Delicious Monster 開發 Delicious Library 2(該產品曾獲 Apple Design Award),後來他創辦了 Tapulous,開發出知名的 iOS 音樂遊戲 app「Tap Tap Revenge」,離開 Tapulous 後又創辦 United Lemur,為現任美國總統歐巴馬開發 2008 年總統大選的官方選戰 app「Obama 08’」。他也曾為 Apple 工作過,Apple 專為 iOS 推出的「Apple Store app」即是出自他們的團隊。(大家可以到 LinkedIn 去看他的個人經歷)


iOS 上知名的音樂遊戲  app TapTap Revenge

矽谷精神

我們的訪談從矽谷這個今日的科技、創業重鎮——矽谷開始,Mike 認為今日的矽谷精神並非起源於 50 年代興盛的國防科技、雷達工程。而是參與這些工程的人他們的子女,這個世代的人不墨守成規、勇於挑戰,儘管他們是嬉皮、吸食迷幻藥⋯但他們就是相信自己能夠改變世界。

相信自己能改變世界

Painting is a faith, and it imposes the duty to disregard public opinion.

— Vincent Willem van Gogh

繪畫是種信仰,不在乎世人的意見是其必須肩負的使命。

— 文森.威廉.梵谷

他說自己受到愛迪生的啟發還不如梵谷來的多。他認為梵谷就是把自己推到極限,彷彿被什麼更高層次的事物驅動著,才能創作出那樣強烈的作品。「你必須要有信念,那不僅僅是實體上的信仰,例如教堂或是宗教,當你覺得自己確實屬於某個偉大願景的一部分,當你與偉大的事物產生連結的時候,你就會產生那樣的信仰。像矽谷那群人,他們就是相信自己能夠改變世界。」Mike 非常、非常認真的說。關於信念與信仰,Mike 也提到了佛學與古老的東方文化,他認為那當中蘊含了強大的力量。

光有理想是不夠的

談到古老的東方文化,Mike 以「中庸之道」為例來解釋 iPhone 為什麼能夠被打造出來(儘管我個人覺得中庸之道並非這個意思)。他說如果缺乏理想,你無法打造出 iPhone,同樣地,你也無法光憑理想打造出 iPhone,iPhone 就是位於天平兩端中間的產物,一個有靈魂而且真正實用的科技產品。Mike 同時也談到一些自己跟 Android 擁護者交流的經驗,他聽這些人抱怨 iOS 缺少哪些功能、應該要更加開放云云,Mike 的反應跟電影《社群網戰》裡 Mark Zuckerberg 對
Winklevoss 兄弟講的一樣:

If you guys were the inventors of Facebook, you would have invented Facebook.

如果你們是 Facebook 發明人的話,你們就會發明出 Facebook。(大家都知道最後是誰打造出 Facebook。)

而 Mike 版本的回應是:

Build that. Talking is cheap, ideal is cheap.

Actually putting pen on paper, not just talking about writing but writng.

你就去打造它。光說沒有用,理想不值錢。

確實地下筆,別光是談論書寫,而是真的去寫。

相信有些讀者會聯想到 Facebook 總部那句有名的標語:

Done is better than perfect.

完成比完美更好。

 

根據 Mike 的說法,矽谷那群人就是靠著如此強烈的信念才能創造出藝術般的科技。

在阿姆斯特丹打造科技社群

Mike 說他剛到阿姆斯特丹的時候,當地根本沒有科技社群,然而有趣的是,Mike 經常遇到當地的科技人,認為自己是當地唯一搞科技的人。換言之,當地的科技人彼此缺乏連結,而 Mike 本身也是因為與科技人的連結才到了阿姆斯特丹。

當時他為了「想做點別的事」要離開 Apple,而他在 Apple 工作的時期認識了 Sofa 的人,他們得知他要離開 Apple,也很想跟 Sofa 的人共事,Sofa 的人便問他:「你何不來荷蘭跟我們一起工作?然後用一半的時間看看你想做什麼。」於是他就跑去阿姆斯特丹了。(不過計畫趕不上變化,Mike 為 Sofa 工作大約一個月後,Sofa 即被 Facebook 併購。)

所以才有了「Appsterdam」。他很努力地要將當地的科技社群建立起來,也很認真地說服其他科技人來阿姆斯特丹,舉例來說,Appsterdam 現在的 CEO Paul Darcey 就是 Mike 在人家進行為期一年的歐洲旅遊期間說服他到阿姆斯特丹參與 Appsterdam。

社群去中心化

他在經營這個社群的時候,最終的希望就是 Appsterdam 能成為一個去中心化的社群,即便沒有他也能發展下去。他以 Apple 為例,對 Apple 而言,最大的挑戰就是在少了創辦人 Steve Jobs 後該如何運作。因此他為 Appsterdam 找了一位 CEO,讓這件事能夠持續下去。Mike 說:「如果你打造一個城堡,他會毀壞,但如果你在這(指著腦袋)打造城堡,沒人動得了他。」

而 Appsterdam 確實吸引了外地人,目前社群中大概有一半是外地人。剛開始的時候大概有兩百人,當人們聽到阿姆斯特丹聚集了許多科技人,便跟著聚攏而來。現在即便他不在阿姆斯特丹(他已經離開那個計畫了),Appsterdam 的活動也不會因此終止,反而會一直持續下去。

組織問題

繼續談到組織的問題,Mike 說微軟用三千人去開發 IE 3(最終擊敗了 Netscape),但他去 Apple 工作時,全 Apple 大概也只有三千個工程師,他說在 Apple,所謂的團隊通常只有三到五人(其中一個著名的例子是,在 Apple,負責將瀏覽器 Safari「移植」到 iPad 的人,只有兩個)。Apple 是個大型的新創公司。Apple 總是將團隊的規模維持在較小的狀態。在 Apple,所謂的規模不是打造一個超大的團隊,而是許多的小團隊。對許多企業組織而言,團隊發展過於龐大,最終會變得笨重、懶惰,失去原本小團隊的快速、飢渴和原動力。

所以如果要「去規模化」,就必須將原本龐大的組織拆散,但這樣卻會延伸出一個問題,這多的小團隊該如何組織,該怎麼做事?怎麼知道誰該為某事負責?

Directly Responsive Individual(DRI)直接負責人

財星(Fortune)雜誌曾在去年五月刊登一篇長達八頁的文章「How Apple works: Inside the world’s biggest startup」,探討 Apple 的管理哲學以及內部運作的方式,當中就曾提到 DRI 的概念,

根據財星的描述,Apple 內部在做溝通時,經常會有人這樣問:「DRI 是誰?」Apple 每次開完會之後,都會在決議事項或是各個任務旁加上 DRI 的名字,如此一來,大家之後在追進度或是討論事情的時候,就知道該找誰。

DRI 不是一個職位,Apple 不會特別為團隊雇用 DRI;DRI 也不是 job function。DRI 不是管理者,事實上 DRI 並沒有任何的權力,也沒有掌握資源,他要做的事,就是確保事情有人去做,以便讓團隊的專案順利進行。

Mike Lee 就舉了他剛到 Sofa 工作時遇到的狀況為例,說明事情沒有 DRI 盯著會怎麼樣。是這樣的,他說每一家很酷的公司都必須要有自己的 T 恤,但 Sofa 卻沒有,後來他得到的答案是大家都說要做、設計圖案、找廠商製作、有人有認識的可以幫忙… 但最後卻都不了了之。

Open Data & Open Gorv.

Mike 也跟我們談到了最近 台灣政府想要力推的 Open Data。他認為這件事情最重要的部份就是「Data(資料)」,政府跟人民在溝通上最常遇到的困難就是在於雙方沒有對等的資訊,政府說的話拿不出資料佐證,而人民也就無法檢視政府提供的訊息是否正確。他在推動 Appsterdam 的時候,跟阿姆斯特丹當地政府也曾發生過類似的溝通問題。

這時候 Mike 又以 Apple 為例,過去由於 Apple 經常遭受環保團體抨擊,認為他們「不夠綠」,因此 Apple 對環保變得極為重視,而且非常認真地看待這個問題。在科技業,有許多人會告訴電腦大廠:「付錢,然後把舊電腦給我們,我們會把他們變不見,然後你可以聲稱自己做了回收」。但是 Apple 不那麼做,他們講求證據,整個回收過程的執行都會被監督,並且製作成報告放到網站上讓所有人檢視。

Mike Lee 認為政府光是 Open Data 並不夠,因為很顯然地一般大眾對於那些資料背後的意義並不了解,他們不會使用那些資料,也沒有能力去從資料中去找出資訊,因此必須要有人組織這些資料,Appsterdam 就與阿姆斯特丹大學合作,將當地的科技產業做了一番研究,提供大眾當地究竟有哪些科技業者,以證明阿姆斯特丹是個可以吸引相關人才、成為科技重鎮的城市。

正因為跟政府打交道讓 Mike Lee 倍感挫折,他對政府官員和政客的態度也是有所抱怨:「他們很畏縮,拒絕承擔風險,然而一旦事情成功了,又會立刻跳出來邀功,即便那其實與他們無關。」不過他認為隨著時間流逝,這些問題會被解決,就像當初有人問 Steve Jobs 萬一年紀大的人不會用鍵盤該怎麼辦?他的回答具有爭議,但是很直接:老的人會死去。

Mike Lee 警告,我們現在很年輕、很有理想、充滿激情,但未來我們一樣會變老、變得懶惰、腐敗,我們必須要非常小心,避免自己變得跟那些人一樣。

 

註 1:High Density Thoughts from a World’s Toughest Programmer. 一個軟體天才 Mike Lee 的誠心誠意高密度分享(文長,慎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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